作为湖北[HuBei]籍的新军军官，吴禄贞、蓝天蔚等人对武昌[WuChang]事变理所当然更为关心，也理所当然想为自己的故乡，还有那支自己先前服务过的部队做点什么。这是人之常情，不可过多指责。他们[TaMen]确实有遥相呼应的考虑，以配合武昌[WuChang]新军的行动，只是很难说的一点是，他们[TaMen]的行动并不是像湖北[HuBei]新军那样一定就是推翻清廷，建立民国，实现共和。

　　基于这样的立场，张绍曾于10月27日联络一批将领联名向朝廷[ChaoTing]施压，请求朝廷[ChaoTing]尽快立宪，以政治[ZhengZhi]变革回应南方革命[GeMing]党人的合理要求，推动中国政治[ZhengZhi]进步。

　　对于张绍曾等人的建议，朝廷[ChaoTing]筹议未决，于是张绍曾等又向朝廷[ChaoTing]请求进兵南苑，以兵临城下迫使朝廷[ChaoTing]屈服。

　　张绍曾等人做法当然不会使朝廷[ChaoTing]轻易答应，何况是军方将领用武力迫使，朝廷[ChaoTing]如果就此答应，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而朝廷[ChaoTing]的不答应，又迫使因此发难的张绍曾等人骑虎难下，于是他们[TaMen]又找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扣留了一列发往武昌[WuChang]前线的军火，以此向朝廷[ChaoTing]继续施压。[1]

　　这趟军火专列是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奉朝廷[ChaoTing]的命令发往武昌[WuChang]前线的，其物资是从欧洲采购的，当然都是武昌[WuChang]前线最急需的。赵尔巽将这趟专列交给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负责押运，他万万想不到的是，彭家珍也是潜伏很深的革命[GeMing]党人。

　　四川人彭家珍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后入四川高等军事研究所，1911年秋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当他接受这个特别急迫的押送任务后，不是想着怎样去完成，而是立马想到通过革命[GeMing]党人特殊渠道通知了第二[DiEr]十镇统制张绍曾，希望张绍曾动用武力予以截留或扣留，以此实际行动帮助武昌[WuChang]起义前线的革命[GeMing]将士。

　　作为军事将领，张绍曾当然知道这批军火对武昌[WuChang]前线的意义，但他确实不是想将这批军火据为己有，而是希望将这批前线最需要的军火扣留下来，迫使前线将士和军方其他将领能够和他一起呼吁朝廷[ChaoTing]尽管开始政治[ZhengZhi]改革，尽快实行君主立宪，以回应南方的要求。这是张绍曾扣留军火的政治[ZhengZhi]诉求，其目的显然与彭家珍不同。

　　张绍曾的这个做法立即获取了预想效果，当他将这列军火扣押后，立即在北京，在武昌[WuChang]前线，在袁世凯那里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朝廷[ChaoTing]通过各种方式劝说张绍曾有话好好说，不要扣留这批军火；正在前线或者准备开往前线的冯国璋、段祺瑞也向张绍曾施压，劝告他有话说话，不能拿前线兄弟的生命开玩笑。

　　截留军火只是张绍曾等人的手段。10月29日[2]，第二[DiEr]十镇统制官张绍曾、护理陆军第三镇统制官卢永祥、陆军第二[DiEr]混成协统领官蓝天蔚、陆军第二[DiEr]镇三十九协统领官伍祥桢、陆军第二[DiEr]镇四十协统领官潘榘楹等联名向朝廷[ChaoTing]上了一个奏折，请求朝廷[ChaoTing]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

　　奏折指出，连日来恭读朝廷[ChaoTing]一系列诏书文件，获知武昌[WuChang]不守，大军南下，惊心动魄，以为世界革命[GeMing]之惨史行将复演于国中，似乎从来没有现在这样严重和危险。他们[TaMen]认为，此次变乱的起源当然不止一个，然而归纳起来说，其实就是政治[ZhengZhi]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出的必然结果。国家当祸变之时，其治乱也犹医生之治病，一面防其腐蔓，一面拔其症结，标本兼治，方可奏效。否则一误再误，死亡随之。现在湖北[HuBei]事变事机迫切，一般人民主要凭借对朝廷[ChaoTing]举动的观察，战局进展的观察，以作出自己的判断。而自事变发生至今已经半个多月了，中央政策，除了动用兵力，好像根本没有从治乱本源上大加改造，以懈其已发而遏其将萌。由此继续发展下去，人们对朝廷[ChaoTing]的信任势必逐渐减弱，而祸乱的根本原因可能反而日趋严重。从世界各国革命[GeMing]的历史看，但凡革命[GeMing]发生之后，经政府强力镇压的，基本上没有从根本上根除的，反而使革命[GeMing]越演越烈，其国家危亡的系数必然加大，其君主悲惨结局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加。即便从我大清最近的历史说，张绍曾等人指出，最近几年党人被诛被抓的已经很多，但是给人的感觉是前赴后继，抓不胜抓，杀不胜杀，革命[GeMing]的形势没有减弱，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现在不问国力是否真的能够战胜革命[GeMing]党，即便中央的兵力真的能够侥幸取胜，但势必要酿成流寇，东南半壁江山，依然会落入党人手中，国力消竭，外人乘之，豆剖瓜分，不堪设想。这就是他们[TaMen]这些人之所以要想朝廷[ChaoTing]表达自己意见的初衷，就是要求朝廷[ChaoTing]不要一味凭借武力去解决眼前的危机，要从政治[ZhengZhi]上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之所以产生的根源。这个思路无疑与袁世凯是一致的。

　　张绍曾等人在这份奏折中具体意见是，皇位之统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之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这七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归结一点，就是请求朝廷[ChaoTing]改定宪法，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张绍曾等人强调，今日军民所仰望要求的，只在于改革政体，只在于按照英国君主立宪的原则重构权力系统。为朝廷[ChaoTing]计，与其徘徊犹豫不决以启天下之疑，何如明示政纲以箝党人之口？何况要求改革的目的，于我皇上之地位尊荣无丝毫损害，而于我国家基础之巩固有邱山之益。所不便者，独革命[GeMing]党与那些朝贵而已。因为革命[GeMing]党持极端主义，朝廷[ChaoTing]如果一新政体，这革命[GeMing]党的势力必然会削弱。至于那些怀垄断之心的朝贵们，他们[TaMen]只是既成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一经立宪，他们[TaMen]的个人利益肯定受损。张绍曾等人进而强调，破坏我朝廷[ChaoTing]万世之大业、人民永远之幸福者，革命[GeMing]党人的煽动破坏还不是最大问题，最大问题只是那个制造革命[GeMing]党人的政体。所以他们[TaMen]的要求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进行政治[ZhengZhi]体制的改革。为此，张绍曾等人在这个奏折后富有政纲十二条，大要是：

　　一、大清皇帝万世一系。二、立开国会，于本年内召集。三、改定宪法，由国会起草议决，以君主名义宣布，但君主不得否决之。四、宪法改正提案权专属国会。五、陆军直接归大皇帝统帅，但对内使用应由国会议决特别条件遵守，此外不得调遣军队。六、格杀勿论、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对于一般人民不得违法随意逮捕、监禁。七、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八、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由皇帝敕任；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九、关于增加人民负担及媾和等国际条约，由国会议决，以君主名义缔结。十、凡本年度预算未经国会议决者，不得照前年度预算开支。十一、选任上议院议员时，概由国民对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职。十二、关于现实规定宪法、国会选举法及解决国家一切重要问题，军人有参议之权。[3]

　　张绍曾的奏折特别是十二条政纲，除了个别条款还有商量余地，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其政体就是中国人多年来期待的虚君立宪，朝廷[ChaoTing]如果能够对张绍曾等人的这些建议给予肯定的答复，相信由湖北[HuBei]新军引发的一场大革命[GeMing]完全可以至此结束，然而清廷并没有珍惜张绍曾这些君宪主义者的建议，没有顾及他们[TaMen]的政治[ZhengZhi]忠诚，继续以糊弄的姿态一步一步退却，结果错失良机，最终使君主立宪的机会完全丧失。

　　[1] 鹿钟麟：《滦州起义的前前后后》，《辛亥革命[GeMing]回忆录》（6），16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

　　[2] 《辛亥革命[GeMing]》资料丛刊编者根据档案将此件系为11月3日清廷颁布《宪法十九信条》那一天，而事实上这个奏折的要点早在10月29日就通过电报上达资政院和清廷了。参见《清史编年》（12），6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辛亥革命[GeMing]》（4），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