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三辑

　　１９２８年５月，明星电影公司出品的武侠影片《火烧红莲寺》在上海首映。在当时中国电影年产量已经超过百部的情况下，国产新片的上映本为常事，尤其是在上海这座平均每天都有不止一部新片上映的城市更是如此。然而，《火烧红莲寺》的上映并不如此简单，由该片引发之武侠片的观影潮，不仅为明星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带动了武侠影片的拍摄热潮。《火烧红莲寺》可谓开创了民国时期的武侠片时代，并对其后武侠影片的摄制有长远的影响。由此观之，《火烧红莲寺》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又有了某种指标性和象征性的意义。

　　《火烧红莲寺》是根据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改编而成。《江湖奇侠传》是民国时期新派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平江不肖生，原名向逵，字恺然），被时人誉为“措辞之妙，运笔之奇，结构之精严，布局之老当”的流行作品。当时上至通都大邑、下至乡野村间，凡读武侠小说者，多半或许读过这部作品，这为其改编为电影后吸引观众的眼球打下了基础。明星公司正是看准了将其改编为电影的市场卖点，才将其改编为《火烧红莲寺》拍摄上映。电影的故事以武林昆仑派与崆峒派之争为背景，以西南边疆崇山峻岭中之红莲寺为发生地，写尽两派武林高手之打斗曲折，并运用了种种电影特技手段加以表现，加以当红影星胡蝶等人的加盟，更为影片添加了诱人的佐料。影片拍摄之初，明星公司不过视其为常规所摄影片之一，并未加以特别的重视。“不料一出之后，远近轰动”，引来众多观众，使影院和公司大赚其钱。明星公司遂决策趁热打铁，拍摄续集，赚更多的钱。好在影片的导演张石川是片场老手，他在拍到影片结尾火烧红莲寺时，故意卖了个关子，未使红莲寺的僧人被斩尽杀绝，而是安排逃出数人。结果，原本观众看来不过瘾之处，却成了影片得以续拍的救命丹。从此之后，《火烧红莲寺》便被一拍再拍，直至１９３１年拍到第１８集时才因各种原因而收手。就同一题材的影片拍摄数量之多而言，《火烧红莲寺》恐怕是百年中国影史之最，至今亦无出其右者。

　　自１９０５年中国国产电影诞生之后，拍摄武侠片非自《火烧红莲寺》始，在其之前，１９２１年拍摄的《车中盗》和１９２５年拍摄的《女侠李飞飞》，已经有了武侠片之雏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电影界兴起过一阵以拍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古装片热潮，其间也有武侠片的某种影子。但专以武侠为主题，并将武侠与神怪相结合，着重运用电影特技手段，表现种种非现实的人物与故事之武侠片，确自《火烧红莲寺》为始。而自《火烧红莲寺》“放出了无量数的刀光剑影”，“敲进了武侠影戏的大门墙”之后，又直接带动了武侠片浪潮之大兴，跟风之作群起，诸如《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灵隐寺》等应时而生。其后，这股“火烧”风又从寺庙扩展至其他方面，如《火烧百花台》、《火烧九龙山》、《火烧平阳城》等等。再其后，其他各种题材的武侠片亦纷纷出笼，诸如《荒江女侠》、《儿女英雄》、《关东大侠》等等，甚至于乾隆游江南这样素来多以喜剧表现的题材，也被安上了武侠情节，拍成了武侠片。据统计，从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３１年，在短短４年时间里拍摄的４００余部国产影片中，武侠片数量多至２５０余部，在影片题材中占据了绝对优势。

　　武侠影片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兴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侠客与侠客文化本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遗产，还在司马迁撰写其不朽史著《史记》时，即辟有《游侠列传》之专章。古往今来，历史真实与民间传说中的侠客好汉亦不计其数，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之一。文学名篇《水浒传》中的人物，不少都带有浓重的侠客色彩，而如《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七侠五义》等，更是以侠客为主要人物。侠客们除暴安良、劫富济贫、豪爽大度、快意恩仇的作为与形象，符合一般大众的道德理想，也为社会中的平民弱者提供了排解内心忧愁与愤恨的出口，加以其紧张动人、环环相扣的情节与悬念，各色各样、直观感性的武艺描写，亦为大众读者之喜闻乐见。搬上银幕后，因为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使这些人物形象尤其是打斗描写，得以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眼前，自然也为观众所欢迎。再后来，武侠又与神话相结合，出现了所谓武侠神怪片，更是与电影的表现特性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先《西游记》、《封神榜》之类文学神话，如今幻化于银幕之上，“或则驾云腾空，凭虚御风，或则隐遁无形，稍纵即逝，或则虹光贯日，大显神通，或则剑气凌云，小施身手，举凡书中所有，银幕俱能使之一一实现”。甚而在彩色影片尚未问世之际，制片方还用人工涂色的方法，为影片中的人物服饰加上色彩。由此引来观众的好奇心，群相涌入电影院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