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画家范曾诉收藏家郭祥林一案，近日一审以法院判决郭庆祥向范曾赔礼道歉、赔偿7万元而结束。关于这个案子，咱就不多说了，虽然私心里觉得这大致应该算在文艺批评的范围，告状是件很无聊的事儿，但还是不打算引申发挥，因为我可没那么多钱赔给画家。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大而化之的文艺批评吧。曾几何时，批评就是批评，虽然不是一味的挑刺，但总是在指出文艺作品的意义同时，指出其不足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后来这种事儿就少得多了，现在要是翻开文化版面或者影评、艺术品评论版面，大概跟翻开广告版差不多，都是溢美之词溢于言表，码字的各个超过莫泊桑、托尔斯泰，画画的至少也是个毕加索，练雕塑的怎么也是米开朗基罗，至于扎堆的行为艺术，这个差点儿，主要是大家谁都还没太出名。

　　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花花轿子人抬人”，大家在艺术领域里相互吹捧惯了，虽然在私下里都表示过对方那东西就是狗屎，但相互吹捧的实际价值还是挺高的，主要是能把作品卖出去。这主要是卖给外行人。

　　这种互相夸奖的文艺评论真是让人想起当年民国时代的几次著名笔战，当事人都是现在让人视为大师的人物，陈独秀、胡适、梁启超、鲁迅、梁实秋、林语堂，各个报刊杂志上以笔为枪、夹枪带棒的论战，真是精彩纷呈。鲁迅骂梁实秋“丧家的乏走狗”一语，到现在都为人津津乐道，但无损梁实秋先生的盛名。

　　重要的是，人家那时候相互再怎么打笔战，大家都明白一个最起码的道理：法院或许能判决是否抄袭，但它一定不能判断文艺的好坏，或者文艺批评是否正确，这是文学家事，弄到法庭去就是丢人现眼，这事儿无关胜败，因为文艺批评上了法庭就是输家。

　　现在看着倒是个法治社会的样子，但却没人敢于去真的批评了，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想必把文学家事变成司法家事，也是原因之一吧。而现在与当年另外一个不同点在于，真是没什么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