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初始，那么上海光复起义则在革命大局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力量对比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使上海革命军成为长江以南最有战斗力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1911年至1912年的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风云际会、狂飙突进的年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诸方面都颇有建树，对于整个城市的形制及社会结构的蜕变转型，具有里程碑作用。

　　然而，我们以往对此研究甚少，那个时期的上海记忆几乎湮没于岁月的轮回及纪年的交替之中。而今，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对历史的叙事应回归对历史本体的溯源，对历史的研究更应关注对历史真相的解读。

　　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场沉重、艰难、筚路蓝缕的革命。孙中山在英国伦敦蒙难以及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的过程自然是历经艰辛，而国内举行的十几次武装起义也是轰轰烈烈。从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至1908年5月的云南河口起义，仅在这一年中，孙中山就在粤、桂、滇连续发动了6次起义。而最为悲壮的是其后的广州的“3·29”起义，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几乎全部血洒黄花岗。

　　正是有了无数英烈前仆后继的铺垫，1911年的“双十”起义才能高扬起胜利的旗帜。而后的11月3日，东海之滨的上海也举行了光复起义。上海光复起义对整个辛亥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以往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对上海光复起义重要的历史意义及重大的社会影响并未作深入研究及具体分析，在一些近代史乃至辛亥革命研究的著作中，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往往被忽略不计，或仅被列为武昌起义后一系列响应起义中的一例。如白寿彝任总编的《中国通史(修订本)》第19卷中就此事只提了一句：“九月十三日(11月初)，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成功，同盟会员陈其美出任上海军政府都督。”可见，上海光复作为辛亥革命中的一次重要起义，其应有的历史价值并未得到充分确认。

　　那么，究竟如何来重新确认辛亥革命中上海光复起义的历史意义？其史实的佐证及史学的参照又在哪里？在翻阅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之一》时，我看到了这位辛亥革命领袖对上海光复起义的评述。孙中山先生认为，自武昌起义后，“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孙中山选集》)

　　孙先生这段话对上海光复起义历史意义的重新评估具有指导性作用。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工程营打响了“首义第一枪”，推翻满清帝制的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消息传到上海，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联络了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以及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商团，决定响应起义。10月31日，革命党人陈其美和绅商代表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叶惠钧等在白克路(今凤阳路)贞吉里李平书的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3日发动上海光复起义。“当时确定南市以江南制造局和苏浙太兵备道衙门为目标，闸北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共和路)为目标。”(尹村夫《闸北商团与上海光复》，《上海文史资料存稿》(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过上海革命军的浴血奋战，特别是革命党敢死队与江南制造局清兵的殊死交战，起义终于奏凯。上海的光复，不仅有力策应了武昌起义，扩大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还在中国最大的都市建立了一支经过革命洗礼的武装力量，从而直接对浙江、江苏的光复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上海起义前，陈其美就派蒋介石率领一支敢死队参加了光复杭州的战斗。上海光复起义胜利后，陈其美又派了一支沪军先锋队参加攻打南京的战斗，上海商团还运送了五百支快枪及其它军械支援南京的光复。12月2日，南京易帜，终使江、浙、沪连成一片，长江以南尽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依然严峻。袁世凯迅速被清王朝起用，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权倾朝野。他一边利用革命军要挟清皇室，一边又以清皇室要挟革命军，并利用手中所掌控的当时最精锐的北洋六镇军队向革命党反扑。11月1日，他所指挥的冯国璋军夺回汉口。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革命军死伤三千多人。北洋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汉革命党的最后据点武昌轰击，都督府中炮后，黎元洪仓皇出逃。而正在危急时刻，上海光复起义对袁世凯的嚣张之势起到了有力的遏制作用。11月3日，上海起义获胜。12月2日，南京光复。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后汉阳一失，吾党以得南京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如果说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初始，那么上海光复起义则在革命大局中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也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力量对比中，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使上海革命军成为长江以南最有战斗力及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由此可见，上海光复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中具有“关键之役”的意义，不仅逆转了袁世凯向革命军反扑的危急形势，一解首义之地武汉三镇之围，而且使上海这座各派力量争夺的城市牢牢地控制在革命党手中，从而为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的成立献上了一份奠基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