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类社会在激烈和复杂的剧变中，走过了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的百年历程。其间，民族主义以三次浪潮的形式与国际政治、国家分合、地区冲突、宗教信仰、文化和历史背景等等问题错综复杂地绞缠在一起，成为深刻影响整个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的重大因素之一。

　　人类社会在迈入20世纪的门槛时，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演进并将世界瓜分完毕。亚非拉广大地区沦为帝国主义的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商品倾销地和军事基地，标志着世界范围殖民主义体系的建立和资本主义对全球统治的最终确立。然而，这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自形成之初就很不稳固，在殖民主义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西方资本主义同传统的帝国之间，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无不充满着尖锐的矛盾和利益的冲突。而且，在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中，都或多或少地交织着复杂敏感的民族问题。也由此形成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之间尖锐对立和斗争的局面。与此同时，作为帝国主义殖民征服的副产品，产生于近代西欧的民族主义国家理念也伴随着殖民者的野蛮掠夺和残酷压迫，启发和催生着亚、非、拉殖民地人民的民族主义诉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不断积累发展着的民族主义由思潮演进为运动，提供了历史契机。

　　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形成两个结果，一个是奥斯曼、奥匈、沙俄和德意志四个帝国的解体，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战胜国的被削弱。另一个结果则是形成了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东欧洲地区一系列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及亚洲的中国、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走向高涨为重大标志并构成的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

　　这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统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了根本性的挑战，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开始由盛转衰，出现崩溃的迹象，并由此而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初期的国际关系格局。尤其世界上第一个由工农劳动阶级掌权的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开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翻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最终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开辟了广阔而现实的道路。实践上，苏联和共产国际对许多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提供的切实帮助，部分地整合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使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相互结合和相互推动的趋势，并在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统治的同时，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战结束之初，新老帝国主义以实力为基础，重新调整了相互之间的关系，构建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个本质上是帝国主义战后分赃产物的体系，虽然暂时和缓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因其主要是通过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和宰割战败国，以维护英法等战胜国大国的利益，因此使战后的国际关系出现新的不平衡，导致在民族利益更加不平等基础上的新的民族矛盾不断滋生积累。正如列宁所说，靠凡尔赛体系维系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此后，随着战后欧洲各国家间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再加之封建残余浓厚、缺乏议会民主制的历史传统因素和西方绥靖政策的综合作用，使得不甘宰割力图雪耻的德国，因分赃不均而深怀不满的意大利以及处心积虑谋求亚洲霸权的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并与纳粹主义结合而且相互推波助澜，最终走上法西斯道路，发动了反人类文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这场灾难性的浩劫中，法西斯主义实行惨绝人寰的种族虐杀和民族征服，自绝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促使世界民主力量结成联盟，同仇敌忾进行了一场消灭法西斯的正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以世界民主力量战胜法西斯而告结束，同时也进一步削弱了西欧资本主义各国，促成了全球性殖民主义体系的最终瓦解。在民族自决和战后联合国推动的“非殖民化”运动中，以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鲜明特征的政治民族主义运动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如火如荼、势如破竹地展开，形成规模巨大的20世纪第二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

　　如同第一次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一样，这次浪潮再次扮演了全面调整全球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格局的角色。在沙俄及一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的洗礼，迅速超越资本主义欧洲，一跃而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强国，并通过对社会主义力量的聚集整合而构筑起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由此形成二战以后新的国际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全球性政治力量，苏联成为其中无可争议的核心。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另一个重要的新变化则表现为，欧洲自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消耗而一衰再衰，代之而起的是如日中天的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可动摇的霸权地位的确立。在由雅尔塔体系构筑的新的国际格局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股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政治力量，凭借各自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军事实力，展开了长达近半个世纪时间的，除直接战争形式以外的全方位冷战，与之相伴随的是美苏两超围绕着世界霸权展开的较量和争夺。

　　值得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对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格局的全面调整，还突出地表现为亚非拉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二战后的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在彻底瓦解历时四百年之久的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同时，以反帝反殖为重要特征，以实现民族解放和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为斗争目标，建立起地域广阔，数量众多的民族主义国家。相同的遭遇，相似的命运，相关的利益，相近的诉求促使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逐步团结聚合成长为当代世界不可替代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国际关系从此由两个阵营变为三个世界，民族主义国家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体系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并驾齐驱，对调整全球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和作用。第三世界的崛起，最终埋葬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使欧洲再也不能完全控制和操纵亚非拉国家，从此丧失了对全世界的主宰地位。资本主义席卷世界百多年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政治格局也因此而被从根本上予以改变。第三世界在解决关系人类命运的诸如生态平衡、环境污染、人口失控、能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等方面，在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控制、剥削的不合理、不公平和不平等的国际旧秩序，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平等互利，相互合作的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世界一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就作为反对霸权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基本力量，打破了美欧对联合国的操纵，有力地遏制了强权政治的推行，缓和了世界矛盾，制约了新一轮世界大战的爆发。其对两极对峙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冲击，促进了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同时也大大促进和推动了国际政治格局由两极向多极化方向的发展。这一切，都是民族主义谱写20世纪世界历史的最为生动、突出和深刻的表现。

　　民族主义是一把构筑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双刃剑”，具有“既能够充当构建民族国家、维护或巩固国家统一和民族尊严的守护神，又可能转化为威胁或破坏国家统一的破门槌；既能成为反帝反殖反霸的开山斧，也可以幻化成为造成地区动乱、侵蚀国际秩序的杀手锏”的双重历史功能。创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近代以来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潮流。西方发达国家最早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完成了这一进程。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则主要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依据当时国际政治所提供的历史条件相继完成了各自的民族国家创建。期间，所有与之相关的活动都对历史的进程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至20世纪70～80年代，以创建民族国家为主旨的民族主义基本完成了其的历史使命，世界范围的民族国家格局基本形成。然而，20世纪90年代前后，民族主义再次以狂飙之势泛起于前苏东控制地区，随即迅速蔓延推进至西欧和中东，在对国际社会形成强烈冲击的同时，加速了苏东的剧变和两极格局的解体。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产生，虽然因其源自于两超争霸时期被长久压抑的一些民族主义诉求的释放而具有必然性和相对的合理性。但综观其的主流，却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以创建现代国家为主旨的理性的民族主义，而是以背离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非理性的分离主义、极端主义、泛民族主义以及原教旨主义为其重要特征的。这股沉渣泛起的逆流，是对历史的反动和倒退，带给国际社会的更多的是国家分裂、民族仇视、种族屠杀和社会动乱。其结果是对国家统一和国际秩序的破坏，对地区或国家内部动荡的加剧，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阻碍，对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进程的延缓。其从反面影响了20世纪末期的历史进程，体现了民族主义“双刃剑”作用的另外一面。

　　总之，民族主义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结束相伴随，在以三次浪潮的形式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百年历史的同时，完成了她所负载的历史使命。其中，冷战时期以亚非拉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为标志的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民族主义书写20世纪历史中最为经典的篇章。

（辽宁社会主义学院 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