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一个以武力夺取皇位的君主，为了掩盖篡位的事实，即位伊始，便着力清除有关建文朝的一切历史记忆。一是革除建文年号，将建文在位的四年，代之以洪武年号；二是清除建文忠臣，将其视为奸党，榜示杀戮，甚至株连九族；三是禁毁建文朝官方档案，并重修《太祖实录》，使有关建文叙事距离真相越来越远，几近湮没。成祖通过对原有文本的彻底删除和重新书写，意欲告诉人们只能说什么和如何说，以表明其得位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自此，建文朝史实也就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有关建文朝历史的叙事成为禁区。

朱棣或许以为经过此番革除，建文朝历史会消解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不为后人所知。可是，有关建文朝的史实并未轻易消解，永乐驾崩之后，建文朝历史的敏感期也逐渐随风而逝。自仁宗朝起，政治形势开始松动，但官方态度的明显转向直到万历时期才出现。此时，神宗批准将建文事迹附载于太祖之末，恢复建文年号，此时出现了很多有关建文朝的史书，人们对“靖难”和“逊国”之事兴致盎然，一再旧事重提。这一段被“革除”掉的历史，面临着全面“复活”。自中晚明直至清朝，士子们好谈建文之事，不少人抱有对朱棣的愤慨和对建文君臣的同情，再赋予自己对命运的感怀。显然，建文历史在中晚明所受到的高度关注，绝非仅仅是要保存一朝史实真相，或是只缘于人们怀旧的情感本能，有关建文叙事的再次出现其实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隐含着对成祖暴政的厌恶和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

朱棣通过战争夺得政权，而要坐稳江山，还需要洗去篡位的指责，建立起子继父位的正统形象。为了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即位后的成祖对反对他的朝臣大开杀戒。他对拒绝为其写即位诏书的方孝孺，命人以刀抉其口，裂至两耳，最终处以磔刑，还制造灭十族的酷刑，祸及其朋友门生，坐党诛死者竟达873人，谪戍至死者不可胜计。直到万历十三年，朝廷释放受其牵连而谪戍的后裔，就有1300多人。方孝孺的著作也被列为禁书。

对建文忠臣的残酷镇压，严重打击了明朝人对新政权的信心，以致明人谈及此事时始终存有同情建文忠臣之心，反过来也蕴含着对朱棣暴虐行径的愤慨之情。如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明史》卷三零八《陈瑛传》），连执行任务的御史都为之动容。嘉靖朝人吴朴批评成祖对胡闰进行剥皮实草的酷刑，“初以处墨吏，今以处忠臣，刘伯温所谓杀运未除耶？”（《建文朝野汇编》卷十一《少卿胡闰传》）尤其对于方孝孺一案，明人同情者众多。天顺间吏部尚书李贤赞叹道：“孝孺受业于宋景濂，其文章滂沛，议论波澜，类东坡之才，而忠义之气凛然不可犯，景濂不能及也。”（《天顺日录》）。嘉靖朝著名史家王世贞感慨说：“建文末，天下之名能殉义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祸之烈则亦无如方先生。”（《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九《题叶秀才为方氏复姓记后》）万历朝地理学家王士性说：“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广志绎》卷四）明人的叙述，无不或明或暗包含着对成祖暴行的谴责。

明朝人在事关建文叙事时，表面上或许不得不肯定成祖做法，如屠叔方所谓“永乐十一年敕法司解建文诸臣禁令，又谕法司，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来告者勿理。此非成祖之至意乎？”（《建文朝野汇编》卷二十《建文定论》）这显然是投鼠忌器的巧妙回避法。其实明朝人的弦外之音是在批评君主，他们尤其对成祖侮辱衣冠的行为深感厌恶。据宋端仪《立斋闲录》记载，成祖得位十一年之后，仍对齐泰、黄子澄等人的女眷进行灭绝人性的凌辱，其暴虐较之太祖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对这些史实的保存，透露出明人对暴君的不满。我们从这些记载中看到的是对成祖的巧妙批评和对仁政的曲折希冀，而记载建文事迹的野史笔记在正德、嘉靖之后大量涌现，也颇能说明明代中后期人们对建文帝仁政的怀念和高度认同。

有关建文帝的下落，本是一个历史疑案，明人因为怀念与同情，才产生出众多有关建文事迹的记载，其中不少记载对建文出亡之事描写细致，形同眼前，真假莫辨。但是人们愿意相信并演绎出亡一说，这无疑投入了丰富的想象，其背后有一种强大的愿望。身处明代中后期纷纭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士人们通过叙述这一话题，来化解部分面对现实时所产生的忧虑，获得情感上的认同。甚至可以说，人们在不断丰富建文的话题中，满足了自己对当下政治作出批评的意愿，表达了不满和失望的情绪。换而言之，在某种意义上，建文叙事只是一个题材，人们从中获得了某种共鸣，找到了一个表达心声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