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受到保护的文化遗产，无论是古城墙，还是藏于田野之间的古刹名塔，都难以显现其价值，都不能真正走进今人的生活——

　　还记得那年冬天，我和几位文物界专家前往安徽凤阳考察明中都城。雪后的凤阳古城显得有些冷清，踏着凌乱的城砖和高低不平的夯土，我们爬上残缺的午门，寒风中仍可感受到昔日废都的皇家气息。就在我拿起相机对准午门调焦时，发现从城门洞里晃出一个人来：一位农妇挑着一担沉甸甸的沾有残雪的大白菜，颤颤悠悠从中走过。600年前至尊至贵的都城午门，对今人来说只是一道农家的院墙，任凭雨打风吹的剥落与坍塌。

　　6000年的历史，30年的转型——

　　筑墙艰难毁墙易

　　历史上，中国是筑城大国，也是毁城大国。曾经，数以千计的古城墙星罗棋布，在历史的尘埃中回响着当年的铁马金戈；曾经，拆城风潮遍及全国，工地上劳动竞赛的欢声笑语，成了老人们记忆深处的难言痛楚。

　　转折，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城墙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转身：重修，不再为了军事防御，而为了彰显城市文化。全国各地似乎一夜间掀起修城热潮，持续至今。无论城墙完整与否，甚至一些曾经历大规模拆除的城市，也利用部分残段修城墙，将其作为城市的历史标志物，还有一些城市立法对古城墙加以保护。南京、平遥、西安、北京……大多数修城举措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一片片以城墙为背景的公共绿地，成了市民的娱乐休闲场所。可以说，这是中国城墙文化转型后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文化遗产为大众所接受、所享用的生动例子。

　　然而，全国各地虽有修城热潮，但古城墙保护的现状并不容乐观。犹记得南京明城墙的拆除——1997年冬，南京太平门段的地块被“拿下”，明城墙被拆掉，而后在古城墙遗址上修建了“金陵御花园”、“金陵御庭院”等高档楼盘。而文物部门的职工只能拍照、测量遗址数据、撰写遗址碑，毫无抗争招架之力；2005年夏季，临汾古城墙遭到某企业破坏，文物部门多次要求其停止，甚至手挽手形成捍卫文物的人墙，但古城墙还是被拆除了；2010年4月，云南大理为扩建公路，将唐代南诏国龙首关城墙挖出一个大缺口，被媒体称为“古城墙挡住忽必烈，却挡不住拆迁”，而仅剩的几段城墙也摇摇欲坠……

　　中国城墙虽然有6000年历史，但是真正的文化转型不过30年——提高全社会，尤其城市建设决策者对古城墙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迫在眉睫！

　　它们被肆意拆落时，城市的历史文脉随着被切断——

　　古城墙不仅是一堵墙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既有“城”，也有“市”。如今，这样的城市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凤毛麟角了。仅存的如中国平遥和西安、德国奎德林堡、意大利卢卡……德国汉学家凯瑟琳女士曾问我：为什么从城市中单拿出城墙来做研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对此问的回答会丰富人们对城墙的认识。

　　泱泱中华文明数千年，除了住房，中国建筑历史最悠久的就是城墙。未来，人们不会再度兴建这种建筑，而中国历史上的古城墙又仅留不到1/10！对现存的古城墙，亟须开展全方位的保护和研究。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标志，也是研究城市发展的独特角度。对中国城墙的描述，自古以来就大量地出现在正史、方志、野史、文学作品或绘图绘画中，并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为都城学、规划学、军事学、建筑学、方志学等多门学科所研究——这说明城墙并非一堵“墙”那么简单，它蕴涵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基础。可以说，每一座古城墙，都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每一块城砖、每一座城门、每一段护城河，都是这本大书中的一行一页。面对如此的中国城墙，当心存好奇和敬畏！

　　2005年初，听说凤阳兴建明中都遗址公园，投资达数千万元，很是高兴。这意味着这段残缺而珍贵的城墙终于可以得到妥善的维修和展示。但是不久，传来一个坏消息：刚建成的午门左右两阙的墙体先后坍塌。在当地政府网站的论坛里，出现了《凤阳人哭古城》、《坍塌的城墙》等大量文字和图片。当我再次前往考察时，记忆中的午门已经面目全非：新烧制的城砖和煞白的灰浆，构成一幅十分扎眼的黑白木刻画，600年的厚重苍凉感全部消失；新建而坍塌的两阙墙体，似乎在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诉说着古城墙对修城人的愤懑……

　　把古城墙视为简单的一堵墙，就会肆意拆除侵占它，随意复建改建它，任意将它修旧如新。要知道，我们所拆掉或翻新的绝不是一堵墙，而是在切断或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

　　文化遗产不能成为商家的幌子，古城墙需要“善待”，不是“开发”——

　　敬畏之心是护城之道

　　今年，从网上获知，一个名为“安徽省凤阳县明中都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正在进行。这是件好事，因为要拆除2004至2007年新建的城墙墙体等，从而对明中都文化进行整体保护和利用。但是，项目标题中的“开发”一词实在让人不舒服。这些年，在全国许多地方的文化旅游中，人们明明是在利用老祖宗的遗产，却堂而皇之、大言不惭地冠以“开发”之名——这种现象暴露出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用词不当。

　　面对文化遗产，自称“开发”并成为时尚，实在可笑。何谓“开发”？开发，是以自然资源为对象进行的劳动，达到利用的目的，如开发荒山、开发水利等。对祖先创造的文化遗产，我们后人只可善待，没资格说“开发”！如果一味地强调“开发”，其结果必然是商业利益高于一切，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是商家的幌子；这样的保护，只能是店家对其“招牌”的保护，而不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从2005年到2010年，短短5年南京复建和新建了8座城门。让人无奈的是，在标营门、仪凤门、武定门的建设初期，相关文物部门曾根据省市人大通过的《南京明城墙保护条例》，向建设者下发了停工通知书，可是“喝”不住建设——“权”大于“法”，一座座新的“古”城门还是建起来了。当然，从南京城墙的历史上看，增开城门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如民国时期建造的挹江门、中山门等，不能说是对明城墙的破坏。但是，古城墙毕竟是文物保护单位，有的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任何新建、复建的城门或通道，都应该建立在合法与科学的基础之上。

　　当现代文明呼唤着实现重建“文化城市”的构想；当古代文明不再成为现代社会中的“累赘”而被视为“国宝”，也许我们就会明白古城墙以及其他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杨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