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古代制度的学者，无不知道“外儒内法”的提法。用这四字概括中国古代的制度，确有独到之处，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径直地用这四字去理解中国古代制度，会发现与各种史料中所呈现的综合的史实之间，还存在诸多障碍。

　　从施政目标看儒法分野

　　所谓“外儒内法”，主要是指秦以后的两千年制度表面上意识形态以儒家为主，内里却行法家的一套。这种提法虽没有否定儒的地位，但汉语中所谓的“内外”之别，却带有本质与现象、骨子与表面、本与末等含义，总之是前者重于后者。顺着这个思路，就有轻视儒在制度建设作用的倾向，甚至认为秦以后的儒者对制度几无影响。“外儒内法”之说并非全无道理，也有很多史实支撑这个观点，比如，儒家讲“仁政”，而法家讲法、势、术的结合。前者是谓王道，后者是霸道。汉宣帝教训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就是把霸道放到与王道相提并论，甚至高于王道的地步。

　　但在笔者看来，儒法最大之分野，其实不在于二者采用何种执政方式，而在于他们的目标。执政方式不过是服务于某种政治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法家的狠辣手段，全是围绕着富国强兵。目标切近，功利性强。为了这样切近的目标，于是有了把君主神圣化的必要，以便在短时期里集中权力和调动国力。实际上，单纯从法家的理论家的著述看，并不提倡对臣民采取特别严酷的手段。但一旦设定富国强兵的目标，在现实中运作起来，大臣和人民均被工具化了。所谓“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今天有人将这样的观点视之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法家讲的“刑无等级”，是说君主有操纵刑的终极权力，这绝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君主之下人人平等”。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奴隶之间的地位相差不多，大致平等，但不能说平等地位的奴隶在享受着法治文明。

　　和法家相比，孔孟所讲的“仁政”则是非功利性的。施行仁政以惠民为本，这虽然符合统治者的长远利益，但却不能带来多少切近的好处，甚至往往要统治者抛弃当下可见的利益。不唯如是，孔孟的彻底之处还在于他们根本不谈利益问题，而是用“义利之辩”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就是说，“仁政”是义，施行仁政本身就是目的，无需问是否有利益才去施行。儒者这样的言说，自然让很多当时关心利益所在的愚蠢统治者听不懂，所以认为儒者很迂腐。不过，要是儒者把“仁政”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也就不成其为儒者，而是黄老或商韩了。

　　众所周知，在《论语》和《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仁”或“仁政”的议论。如果不得不用一句话来说明孔子政治学说的精华，笔者宁愿选择：“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重点在于“有耻且格”。“有耻且格”的重点，又落在“格”字上。“格”训为“升”。就是商周时祭祀用语中常出现的“格于上帝”、“格于祖考”之义。如果意译成今日之白话，“格”字可以译成“上进心”、“自我激励”或“自我完善”。孔子主张的，乃是一种能使人不但有羞耻感，而且能自我激励、自我完善的良性政治。“仁政”学说的核心所在，就是要让政治和法律服务于人，并使一切人的善性和积极性都能被激发出来，从而推动社会进步。

　　良好的政治，是为一切人的自我完善提供条件，这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观点。它意味着，政治不是为了实现一家之利益或某些群体之利益，也不是为了维持统治现状，或者仅仅维持貌似“盛世”的局面，更不是为了富国强兵。这个观点甚至超越了政治是为了人民安居乐业这个流行说法。同时，这个观点又是开放的，它没有要求政治理想能够一蹴而就，因为人的自我完善本身就是过程性的。良好政治的达成，需要随着人的认识水平不断提高，为适应新的需求而不断改进。这就为现实中的制度改革预留了空间。

　　但是，某些教科书所重视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把广义的政治制度分成了德、礼、刑、政四个层次。这样说固然也有道理，但顺着这个思路下去，往往是把这话作为孔子讲“人治”、“德治”或“礼治”的注脚。这样，虽不算是把儒家讲歪了，但至少阻塞了古典思想启发今人的可能性。

　　作为“规则之治”的礼治

　　孔子在他所处的时代，显然无法预测身后两千多年里的政治体制。秦吞并六国后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实际是重构了中国的“法统”。若以一言蔽之，新“法统”可以归纳为“法自君出”。但在先秦儒家眼中，这是无法想象的。在孔子的时代，礼虽然正在崩坏，但仍然是唯一的法统。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阐述一下三代之礼的性质。礼是从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惯例（不成文法）和典诰（成文法），由于长时间的积淀，到西周时期，礼已成为无所不包的、庞大的行为规范体系，它适用于当时社会几乎一切行为。因此，就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而言，孔子认为只需要重申礼的内容即可，至多根据时代变化，在旧礼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

　　孔子的贡献，是把隐藏在古礼中的核心思想“仁”发掘了出来，对于执政者而言，仁就是“爱人”、惠民等统治原则。仁和礼是不分的，时代变化了，礼要因应变化而作出调整，其调整的依据就是“仁”。在孔子看来，执政者自身也必须按照礼来约束自己。这对于任何阶层的执政者，上至天子，下至诸侯、卿大夫、士，皆无例外。按《左传》的句例，按照礼来做事，就以“礼也”二字加以肯定；不按礼来做事，就是“非礼也”。如果翻译成今天的法，“礼也”就是合法的，“非礼也”就是违法的。比如，《左传》桓公十五年载：“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这可以理解为，天子派家臣来鲁国求车的行为，是违法的。像这样的史实或案例，在《左传》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左传》中直接出现了“礼也”或“非礼也”的案例摘抄出来，就会发现，这些案例不但数量众多，而且适用关系涉及自天子以至诸侯、卿大夫等各种执政者阶层；从规范的行为种类来看，则大到各种政治、外交、军事、贡赋等领域（所谓吉、凶、宾、军、嘉等“五礼”），小到服饰、车器、仪容、建筑、乐舞等等，可谓琳琅大观。须知这些礼的史料，仅是因为牵涉到重大的历史事件而遗留下来。与周礼之全貌相比，这些流传下来的史料不过是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