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的另类解读

　　所谓另类，就是不一般，不是普通的不一般，是特别的不一般。比方在我面前站着一位模特，便立刻显得与我这样劳苦大众的不一般来，但这不够另类，如果这位模特还能在大街上动辄蹿出几个左摇右晃的猫步，再摆出几个搔首弄姿的造型，这就比较另类了。

　　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如此，不论是英国的柏克还是法国的托克维尔、傅勒，他们都对这场革命提出了不一般的认识，柏克认为法国大革命既无必要也很危险;而托克维尔则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必然结果;傅勒则提出了大革命“侧滑论”的主张，说革命爆发以后逐渐偏离自己的方向。这些认识几乎成为现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基础观念，确实不一般。但是，如果说另类，这些观念就得让位于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林·亨特的“大革命家庭秩序图像说”。

　　说到图像，能够将其描摹下来就是图画，那么法国大革命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春宫画。

　　中国读者对春宫画从来就不陌生，比较著名的是仇十洲的春宫画，而他所师承的则是唐寅——就是大名鼎鼎的唐伯虎，而流传甚广的则是《金瓶梅》里的春宫插图，现在对上了岁数的我已经习以为常，但年轻的时候似乎确实耳热了几天。另外还有一个叫做高罗佩的荷兰人，他在《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对中国春宫画都有介绍。

　　但我说，中国古代的春宫画是一种比较“干净”的绘画，绘画的目的和内容就是教授、展示如何做爱的，除了唯色情、唯性欲外，似乎不容易找到其它寓意。但中国人对待春宫画的意识似乎又极不“干净”，《红楼梦》里的傻丫头捡到一个香囊，上面就绣着一幅春宫图，结果，贾府上下大惊失色，他们是把这个当做秽物看待的，然而，他们在对一幅小小绣像大做文章的同时却管不好自己的性器官，因为焦大说，贾府只有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确实，谁能保证那些说你“低俗”的人就一定长着一副高尚的生殖器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春宫画可就大不一样了，在情色之外，还有一场震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相伴左右，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诠释法国大革命，你说不另类恐怕都不行。

　　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一书中，主要展现的是国家—家庭—性之间的关系。说到政治与性的关系，历来就是个屡绝不断的话题，在哪一国、哪一个时代里的政治和性没有联系过呢夏桀商纣，几乎就是因为性而导致王朝的覆灭，按照《封神演义》中的说法，那妲己还是个九尾狐狸精转世，就是直奔商的覆灭而来;到了唐代的杨贵妃，尽管已经祛媚，不再是妖精投胎，但唐代安史之乱的罪过却算到了她的头上，所谓“红颜祸水”就是这个意思，安史之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大转折，从那以后，汉民族的战争本领每况愈下，在战场上军人们举起的似乎不再是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也不是张翼德的丈八蛇矛枪，而是一块只能唱“晓风残月”的云牙板，尤其在与外族战争中，几乎是战一场败一场，屡战屡败，宋先输给辽、后输给金，变成了南宋;南宋输给了成吉思汗变成了元;明好不容易赶走了元却又输给了努尔哈赤变成了清。这些只算外族还不算异邦，总还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员，到了晚清则输给了全世界。

　　在当代，更能说明政治与性有关的最典型现代文本则是多年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风流韵事，据说他有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却差点因为自己的拉链没拉好被弹劾下台。可见，政治与性的关系密切到怎样的地步。

　　不过，如此这般解读历史，还是算不上另类，按照托克维尔的观念，这些都是“必然性”中的因素之一，林·亨特的另类在于，他把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给予了家庭化，通过“家国互喻”方式，来揭示传统政治是如何解体的，而他更另类的一个地方，他所依持的理论来自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这家伙才是思想史中的巨大另类分子。

　　还在弗洛伊德刚刚进入中国视野不久，就拜读过他的《梦的解析》和《精神分析引论》，说实话，至今我都无法理解他的释梦理论，尽管他的三个意识划分，我还颇觉有理，可是按照他的释梦方式，我找遍浑身上下，都没有找到他老人家说的“力比多”，就是那个叫做“原欲”的东西，性欲就性欲吧，何必“力比多”呢在思想家虚张声势的深奥面前，我只好怪自己太笨了。

　　按照亨特所引弗洛伊德的观念，也就是把国家依照家庭的比例缩小，国王就是家庭里的爸爸，妈妈自然就是王后，而臣民则是家庭中的子女。不过，这个理论在我看来，并不觉得如何新鲜，因为在中国古时候那些官员就把自己当做百姓的爹妈看待了，我们对官员历来不是都有“父母官”的尊称么而且不论是赃官还是贪官，不论是腐化还是堕落，都要恬不知耻地表达一下自己“爱民如子”的高风亮节。但是不新鲜归不新鲜，能够被当做理论普遍引用的却是弗洛伊德的洞见，我们也只好望弗兴叹了。

　　国王成白痴

　　既然可以把国家按照家庭模式进行转换，那么在大革命时期，法国大家庭中的父亲自然就是路易十六，而法国的母亲则是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家庭中的孩子则是纷纷起来闹革命、造自己爹娘老子反的阶级弟兄——说实话，这类结构我还是相当熟悉的，虽然“文革”期间我尚在襁褓之中，但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意识却余韵不断，延续至今仍旧动辄担心被演变，动辄就担忧子女们纷纷走到邪路上去。中国家庭和政治的可悲之处在于，家长们不仅是血缘上的父母，也是思想上的父母，家长永远是自命不凡的伟大，他们对子女的统治永远是正确而且不可动摇的。

　　父慈母爱，孩儿乖乖，是一个家庭幸福、和谐的标志，这样的家庭是很少会发生动荡的，当孩子们结成兄弟帮，向父母发难，自然是家长们出了问题。首先向父亲发难的是类似洛克、普芬道夫这些在思想上绝不安分守己的人，他们认为“当孩子不再需要父亲帮助之际，就是父亲权力的行使应当终止之时，而且此后父子之间应假定处于平等关系”。而卢梭则大大赞同这些主张，其中最经典的莫过于他那句极具煽动性语录:“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些不安分思想引起了法国阶级弟兄的共鸣，当他们发现自己居然还具有独立的思想和意识，立即对家长们操纵自己的头脑感到了厌烦。自由的小岛在向孩子们发出迷人的召唤，摆脱父母的统治就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他们伸手向家长索要自己的“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