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一项著名文献，先前从未以现代的跨文明比较政治视野被看待过，那就是公元前129年问世的司马相如《难蜀父老》。这项文献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基础，是在汉初往后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占据主流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或许可用“天下”概念表征的儒家核心理念，因而，它具有比文献本身在当时的特殊政治目的和特殊意义更久远广泛的蕴意。

　　《难蜀父老》的代表性要义在于，类同于如下所述的一类西方“经典”。粗略地说，这里的西方“经典”外交方式和理念，就是西方在其中世纪以外的、古典（古希腊罗马）和现代的外交方式和理念。后两者彼此间虽然相隔千年，但多有相似甚或相同之处，并显著大于它们各自与中世纪的相似相同。《难蜀父老》中的西方“经典”类同物，就是中国形态的“文明帝国主义”——以优越文明为名义的华夏帝国的扩展理由，连同一种中国版的“福音式”外交和为此所需的帝国资源之意识形态动员。

　　这里说的华夏帝国扩展，是指汉帝国将“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区纳入其版图，那是先前从未处于华夏诸侯国或帝国的正式统治或政治控制之下的。这使中华国度有了比先前远为前推的广大西南部，并且“一劳永逸”地恒久包括之。西南夷为秦汉时代的一个统称，对紧邻其西南边疆的数目甚多和特性驳杂的大量非华夏族裔部落、部落联盟甚而较原始的国家的统称，它们“皆巴蜀西南外蛮夷”。（《史记·西南夷列传》，下同）是汉武帝——真正在地理上全面推进华夏帝国的“战争霸王”——在短短不到四年时间里结束了它们外在于华夏国家的局面，主要依靠由武力进击和威吓构成的急剧的大规模征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页，用司马迁的概括来说，即“汉诛西南夷，国多灭矣”。

　　这成功的征服过程尽管为时甚短，却全无先前准备且历尽艰难。公元前135年，武帝征伐藩属国闽越，其重大战略需要，突然并相当偶然地导致了对“西南夷”地区的探知和初始扩张。（详见《史记·东越列传》与《史记·西南夷列传》）可是，汉廷迅速放弃了这一努力，首先是因为地理困难颇为巨大，且始料未及。（“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饟。数岁，道不通，士罢[疲]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正是在武帝正式决定罢休以前不久，司马相如——或许是屈原往后直到初唐约800年里司马迁以外的中国头号文学天才——因文赋见宠而入蜀履行特别使命。（“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继而，他在这短暂成功的使命之外，做了实际上徒劳无用的扩张动员《难蜀父老》。这是一篇与当时的朝廷意向和一向的蜀地舆论相悖的呼吁文章，假想性地“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意在“以风天子”，并“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该文的主题，可以说是锐力创新对因循保守；力求西南扩张对维持西南现状，而创新和扩张的根本理由是帝国负有使“未化蛮夷”文明化的使命。被诘难者——司马相如笔下的“耆老大夫绅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犹如西方史上的一大类帝国本土内的“反帝国主义者”，确信对四夷的原则是仅需最低限度的约束，“勿绝而已”（或曰对“仁者不以德来[徕]”，对“彊[强]者不以力并”），抱怨西南向的初始扩张徒然导致“士卒劳倦，万民不赡”，有弊无利。就此，司马相如首先以创新的必要和光荣驳斥之，说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造非常之功，贤君即位须“创业垂统，为万世规”，岂可“循诵习传，当世取说[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