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所以常常被称为“美国世纪”，自然和美国的“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关联。对美国而言，两次世界大战既是灾难，又是极难得的机遇——对任何其他国家，它们都只是灾难。因为美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它有两次机会按自己的意愿把这个世界塑造成它喜欢的样子。

　　第一次它失败了。威尔逊提出号称“世界和平纲领”的“十四点计划”，倡议为永保和平而建立国联，结果先被欧洲权力政治大打折扣，后被自己的人民否决。首倡国联的美国反而没加入国联。美国人似乎还没做好“达则兼善天下”的准备，不肯为大西洋彼岸的安全问题多操心。10年后，经济危机（1929年至1931年）更使其连“独善其身”也不可得。

　　第二次它成功了。与上一次不同，美国人没有再规避责任，决心领导世界。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将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承担主要责任视为理所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关贸总协定、重建的欧洲和日本见证了一个美国经济资源和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被接受的世界，尤其在数十年后苏联解体时。

　　这么说也许没错：在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想中，中国的位置一直在变化。中美关系对两国来说一开始并不那么重要，但它的重要性不断递增，越到后来越是重要。到二战时已对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以二战为界，20世纪的中美关系总有个“第三者”，前半段是日本，后半段是苏联，与中、美构成一种“三角关系”。一战结束之后，为了争取日本参加国联，美国在巴黎和会牺牲了中国；二战时中美却成了盟友，联手打败日本。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倒向苏联，受到美国遏制；20年后中美结盟，共同制衡苏联。从某种意义上讲，两国直到1990年代才进入了真正的“双边关系”，最近10年，更有可能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国驻华使节是波动起伏的中美关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所谓“外交授权有限”，他们不是政策制定者，而是政策执行者，有时却也能影响政策。他们一般要请示华盛顿对重大事件的工作指示，不管个人观点如何坚决奉行白宫和国务院所定的对华政策；但特殊的身份和强烈的个性，对中国的真切接触和对美国长远利益的考量，有时使他们越出这界限。从他们的资历来说，要么是总统政治性任命的，要么是外交机构里的职业官员（少数人兼而有之）。一般前者来之前对中国了解不多，但也更少偏见，因为同总统有私密关系，有时可以越过国务院直接向总统陈情；后者常常是会说汉语的“中国通”，遇事更多向国务院请示汇报。

　　我们选出了美国大使中的5位代表人物，与读者分享他们的故事：

　　蒲安臣，先后任美国第13任公使和清朝第一位全权使节，曾代表清政府出使美、英、法、德、俄诸国。

　　司徒雷登，传教士，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及《别了，司徒雷登》的主角，他试图让新中国同美国合作。

　　老布什，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大使，后来也成为对中国最友好的总统，在关键时刻维护了中美关系。

　　洪博培(微博)，已经宣布参加2012年美国大选，他在中国任期虽短，经历的风雨和收获的赞誉却不少。

　　骆家辉，美国历史上首位华裔州长，刚刚卸任的商务部长，7月即将到任的驻华大使，他需要在华裔背景和美国利益之间做出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