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改革成为联系两个世纪的纽带。戊戌年的腥风血雨尚未散尽，慈禧便继承了光绪的事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改革运动。晚清的新政改革限于当时国人的认识水平，仍不出早年戊戌变法的那些内容。如果说当年的改革在今日已无影响，但是，作为伴随改革而来的辛亥革命，却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个世纪。

　　一、改革与革命本是孪生兄弟

　　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年，义和团以灭洋为帜，兴起于华北。刚刚扑杀了维新变法的西太后因新旧之争而仇洋，因仇洋而排外，利益在守旧一边的朝臣嚣嚣然群起附和，朝廷遂挟义和团为重，下诏杀洋人。等到八国联军长驱直入，曾经如潮水一般涌入北京的义和团，又如同潮水一般向四面八方退去。在慈禧太后和光绪被枪炮驱赶着西狩之后，满清权贵和守旧的朝臣大半成了祸首，杀、戍、革职、圈禁之后，气焰俱歼。西太后既造其因，又食其果，千里踉跄于国将不国之际，身受的惊吓，一面使她排外之心消而媚外之心长，一面又非常奇特地变成了一种比文字更有力量的启蒙。而后的痛定思痛，使一个极顽梗者在危势的逼迫之下接受了本来不肯接受的东西。于是而有了1901年初“预约变法”的上谕以及以后的筹备立宪。有人说新政改革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继续，是慈禧完成了光绪和康梁未竟的事业。把新政和变法这样联系起来看，正说明了新政和变法在实质内容上的一致性。

　　洋人的枪炮打破了新旧之间的隔膜，四十年来为隔膜所阻的种种纸上议论在后来的十年里，纷纷被搬入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之中，演为改制与改作。上个世纪末维新派所预言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在庚子国难以后已成了一种可以看见的事实。这种逼出来的变法，虽然既不自觉又不自愿，但它终究以诏书的力量造出了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没有的规模和速度，使传统中国的“文物制度”在急匆匆的除旧布新中变得面目大异。

　　1905年新政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废除科举。科举作为宋代以来知识分子进入上层政治的一个主要渠道，长期以来起着为统治阶层输送人才，维护统治秩序稳定的重要作用。科举制度被废除，使大批知识分子失去了进入上层政治的进身之阶，使国内出现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知识流民。再加上十九世纪后半期改革学制，新学堂的大量出现，也培养了不少新的知识文化人。这些知识流民和新的文化人在入仕之途受阻之后，除少数出国留学之外，多半进入了军事学堂，摇身变为文化军官，这批人成为袁世凯推动军事改革的骨干力量。这股力量在接受了革命党人的宣传后，便立刻调转了枪口，把清政府赶下了台，这就是辛亥革命。

　　作为大力兴学事业的对立面，科举被废除是在所难免的。然而，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是与选官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和仕途成了剥离不开的东西。以改革教育为宗旨的育才兴学一旦实行，则不能不与选官的科举制度发生抵牾。至二十世纪力行新政而广开学堂，则科举制度已成为兴学的一种阻力，两者之间不能相容。于是，自隋唐以来行之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便在“时局多艰，储才为急”的催逼下，被一纸诏书所废。当此之际，君臣都相信“三代以前，选士皆由学校，而得人极盛，实我中国兴学育才之隆轨。即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亦无不在于学堂”（《光绪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P5391-5392）。被西学理想化了的“三代以前”与“东西洋各国富强之效”联在一起，助成了新学堂战胜旧科举。然而当中国人为了回应西潮而一步步抛弃科举制度的时候，最先挟西潮汹汹而来的英国人，却接受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建立起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此量彼，可谓因果各异。

　　自“预约变法”以来，朝廷把废科举、兴学堂列为新政要目，期能以新学之才淘汰旧学之人。然而不数年，聚在学堂中的人们已兀然群起，一批一批化作了弄潮儿。盖“十年之间，闽严氏、浙章氏、楚谭氏、粤孙氏、梁氏。唱民权言革命，已大影响学子之脑海。戊戌政变，谭浏阳以为国流血自命，而汉口、广东接踵并起，社会教育之效力，明效大验”（《说社会教育》见《苏报》1903年5月24日）。先行者播下的思想在十年新政里燃为燎原之火，使新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圣贤意态黯黯然澌灭，而豪杰意态勃勃然发煌，义理、辞章、考据一变而为声光化电、欧罗巴、亚西亚；再变而为自由、平等、民权、共和、国魂、黄种、白种、合群、人格、独立、社会、天职、牺牲、冲突、运动、革命和加富尔、玛志尼、加里波的、西乡隆盛、拿破仑、华盛顿等等。西洋思想和东洋词汇一批一批地被趸入中国学界，化出集群的高昂和亢奋。于是，在晚清的最后十年里，学潮便成为一种与兴学相伴生的社会现象了。

　　西来的学理中最富有吸引力的东西往往是最朦胧的东西，在吸引力和朦胧性之间便产生了一种随意诠释，“自由者何？凡吾心所欲为之事，吾皆得而为之，而人断不能禁止吾，压制吾也”（《童子世界》第四号《论自由》）。舶来的观念经过这样的诠释不会不走样，但对于困于礼法和制度束缚的学堂中人来说，由此得到的正是一种斩芟束缚的思想利器。

　　当新学急遽进入中国之际，名词常常要比它所内涵的思想走得更快更远。大批的人接受了种种名词而来不及辨识本义，便非常自然地以新知推度旧知，把自己熟悉和向往的东西移入新名词之中，借西来的新学脱去原有的束制。抗争与姿纵、进取与盲动、血性与意气、公义与私利便羼在一起，汇为抗上的源源动力。起于学堂的风潮，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越出门墙，汇入动荡的社会之中。成群的学子，因之而在晚清最后十年的社会冲突里成了以搅动天下为己任的人物。

　　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这个时候的学生都是新政的产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从一开始就期待和向往一种比新政更加剧烈的变动，深信“不举数千载混乱之政而毁之，改革之，使前此之国贼、民贼、群贼、人贼悉无所凭借，以存积重腐之窠臼绪余，则不可与言爱国”（《教育界之风潮》第五章）。以此立论，则社会进化中的新旧冲突很容易被鼓涨的热血简约为“不能破坏非英雄”（《国民日报汇编》二《苦学生》）。这种泛义的“破坏”观念未经界说却又不言自明，极富感染力地推动走出学堂的学生急迫地否定中国社会中既有的人物、制度、价值，与急急然而起的革命合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非都是自觉的革命者，但他们在为时局造动荡的过程中，又非常自觉的成为一种与政府相对抗的力量。与自发而起的民变相比，这种由“自由平权”、“革命排满”之说催生出来的“谋不轨”显然内含着更多不易扑灭的韧性。学堂一个个成了以思想“肇祸端”的胚胎之地，斯文一脉遂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

　　改革说到底就是社会变革。当这种社会变革由上层统治者发起，在维护统治秩序的状态下进行变革时，称之为改革；而当这种变革成为下层民众的需求，由民众来推动时，便演变为革命了。改革与革命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由谁来发起与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