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料，前辈史家主张竭泽而渔，奉此为治史的金科玉律、不刊之言。他们相信，只有穷尽相关史料之泽，方能捕得全部的史实之鱼，有了全部史实做研究的基础，得出的论断才准确、可靠进而科学。于是他们以“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为高尚理想，汲汲于如烟似海的史料，黄泉碧落，搜求证据，虽细如毫发、密若繁星而不敢忽。竭泽而渔是他们的治史方法，更是他们的价值追求。这一价值观念长期支配着无数史家，不辞辛劳，孜孜以求。基于此，他们才得出了坚如磐石的结论，留下了传之久远的篇章。

　　今天，这一坚固的理念却遇到了强烈的挑战：第一，竭泽而渔费时长、出力多，但收效微，这符合时代快速发展的需要吗？第二，若泽为较小的坑塘，尚能穷竭；若泽为巨湖大海，又怎能穷尽？如清史研究者穷毕生之精力也无法读完清史的全部史料。况人生如白驹过隙，面对汗牛充栋之史料，怎不让人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第三，史料之泽永远小于过往真实历史之泽，竭泽之后得到的史实之鱼因而总是部分的、片段的。那又何须竭泽而渔？第四，竭泽之后得到的鱼和从集市上买来的鱼，做成的鱼菜不一样吗？上述观点固然启迪我们要充分重视史家生命短促与史料浩繁之间的紧张关系，寻求解决的办法，但不论何等史家，仅仅凭借部分史实、转手史料，要想得到科学可靠的论断，是决不可能的！实际上，隐藏在这一挑战背后的，是强烈的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上述言论应是急功近利者的借口。

　　我们生活的时代以追求数量和速度为目标，从经济到文化，莫不如此。而史学以追求真理为鹄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竭泽而渔的做法，虽然使历史论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大增加，但速度却极为缓慢。史家毕竟不是红尘外人，而是行进在时代队伍中的一员。一边是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时尚呼喊，一边是竭泽而渔的史学价值规约；一边是粗糙产品换取的现实利益，一边是名山事业的清苦与寂寞，这些必在史家的心中形成矛盾，产生冲突。加以当今学术评价机制对数量和速度的追求，无疑强化了急功近利的风气。于是，有些史家不再坚守穷尽史料、囊括史实的信念，不再竭泽而渔，而是匆忙从鱼贩子那里随便拿上几条回家，按自己喜爱的方式任意烹调，做成鱼菜，摆上餐桌，从而史学成果的质量再难保障，史学竟然也成了“快餐文化”！

　　毋庸讳言，祛除急功近利的史学价值观念决非一朝一夕之事，然而，只要努力，总能使境况出现好转。我们仍然需要大力提倡竭泽而渔，坚定颂扬敬业精神，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第一，穷尽史料之泽并非不能，这要看是什么样的史料之泽。如秦汉史料，短暂年月，即可穷竭。第二，对于湖海大泽，应划分工作区域，分片捕捞，分工协作。文明的演进、史料的积加，使史家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出路只有分工协作。史学史上初唐史馆修史、司马光纂修《资治通鉴》等，均有类似经验值得借鉴。第三，在分片捕捞时，史家应尽力获取这片水域中的史实之鱼，“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古人之言，正谓此理。第四，竭泽而渔得来的鱼做成的这道菜，虽不敢保证一次性符合真理的口味，但这是接近真理的唯一有效途径。史实的部分性和片段性，不能成为否定竭泽而渔的托辞。最后，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应清醒地认识到史学的重要性：史学正如自然界中的阳光、空气和水，人类一刻也不能缺少。在这茫茫宇宙中，人类是孤独的，盲然行进，没有伴侣，没有参照，有且只有历史，给我们以抽身之地，让我们跳出来审视自身，从而依据过往，筹划未来，步步进取。史学虽然由古代“帝王师”的辉煌明月，化为寻常百姓的万家灯火，不再显赫，但却仍在默默奉献，其春风化雨般的独特功能是其他学科永远无法取代的。史家不奢望成为一掷千金的富翁，但也不应成为衣衫褴褛的苦行僧，这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与支持。史学自身也应根据时代需要，积极发掘其内在功能，发展公共史学。不过要切记：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必须以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前提！这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

　　竭泽而渔是史学科学性的根本前提和保障。坚守竭泽而渔的价值观念，史学成果才能如金子投掷水中，不随时间之水的流淌而冲走，而不像秋叶飘落水面，转瞬而逝。丢掉竭泽而渔的价值观念，史学就会流于懒惰、臆测、虚构甚至妄说，就会因为快速而成为无用的泡沫。

　　（张秋升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