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处于不断解体和重新整合时期，妇女地位也剧烈变动。直至现在，妇女解放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重视，但总体而言，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在研究对象上，比较侧重微观研究，把研究范围限制在缠足等风俗习惯上；二是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研究为主，忽视群体视角，很少去恢复当事者的声音。

所谓妇女解放，就其实质和内容而言，在近代意义上主要是为了解除千百年来封建的纲常伦理对妇女思想的禁锢和肢体的束缚，使妇女在文化、教育、经济、政治、家庭诸领域获得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并获得人格的自由与独立。中国女性的真正觉醒，应该说是在20世纪初期即辛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其明显标志就是一批接受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洗礼的时代女性，在对男性思想家关于妇女解放的号召积极回应的同时，她们的自我解放意识日渐增强。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妇女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具体来说，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当时整个妇女的实际情况而言，占妇女绝大多数的农村妇女，由于封闭而偏僻的地理环境所限，她们依然苦苦地挣扎在“四条绳索”的捆绑之下，对变化了的外部世界茫然不觉。变革之风即使在个别地方稍有波及，也是“倡之者一，笑之者百”；个别农妇即使参加了一些抢米风潮或抗捐抗税的斗争，也多是盲目而自发的。事实上，男耕女织、养儿育女的小农经济依然是她们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刚刚加入产业队伍的女工来说，不仅人数极少，而且她们走向社会的直接动因也主要是由于生计所迫。虽然沿海地区的丝厂和纱厂的女工也进行了一些罢工斗争，但斗争的目标都是为了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至于自身的解放，她们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相对而言，一些出身于封建官僚和中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子则要优越得多，她们不需要为衣食不济而忙碌奔波，同时在父兄的影响之下还有可能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因而，她们作为“禁缠足”、“兴女学”的直接受益者，不仅推动着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的向前发展，而且为自身的解放聚集了力量，准备了条件。此后，各种妇女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以团体的形式强烈要求参军、参政、实现男女平等，热情进行救护、募捐等活动。参加活动的成员，以知识妇女为主体，还有贵夫人和下层的妇女。她们的活动领域几乎遍布全国。据现有资料统计，1911年10月10日到1913年底全国共组织了58个妇女团体。这些妇女团体主要由三部分人发起：一是留日归来的女学生，如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张汉英等；二是国内女校毕业的学生，如薛素贞、尹维峻、吴淑卿等；三是贵夫人，如吴廷芳夫人、程德全夫人。而此时，以秋瑾、何香凝、张竹君、林守素、陈撷芬等为代表的20世纪初期先进知识女性群体，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价值、意义已有了相当的自觉意识。她们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性别意义上的“女人”，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人”存在，并在实践上，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