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文坛就开始探讨“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系列话题，到了90年代，一些作家又提出“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等问题，及至2000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热兴起之后，我们日渐清晰地发现，传承中华民族悠久之文化，书写中华民族伟大之性格的文学成为我们的期待，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一条大道。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慢慢升起的近几年，我们迫切地期待一些能够呈现复兴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历史的文本，让世界真正了解和敬重中华文明，一如托尔斯泰用一部《战争与和平》让我们看到伟大的俄罗斯性格，罗曼·罗兰用一部《约翰·克利斯朵夫》让我们感受同样伟大的欧罗巴精神一样。我们期待这样的文学既能够写出我们伟大民族和平而不保守、中庸而不平庸、深沉而不失热情的性格，又能体现我们民族为独立、复兴而奋勇抗争、敢于牺牲、乐于奉献的精神，还能够用优美而富于理想的笔触缔造一个融东方式的空谷幽兰和西方式的理想国于一体新的审美意境。

事实上，这样一种文学视角始终是一些一流作家的书写理想。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用寓言的方式书写了拉丁美洲被压迫、被奴役甚至行将消失的历史。当然，这样一种视角不一定非要写伟大的人物和其生活的历史，同样也可以通过一些普通人和特定的历史写出伟大来，如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普鲁斯特甚至用一个年轻的有限个体的普通的生命视角写出了作为一个人的丰富、广阔甚至伟大。

但是，假如用这样的视角来进一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时，我们就会失望地发现，能够承继和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作品少之又少。翻遍流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就会发现，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传统的革命，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取、对传统文学美学上的继承是明显的，且产生过几次讨论，形成了一些派别，这样的作家有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沈从文、朱光潜、朱自清、张爱玲等，流派有新月派、语丝派、京派等。然而，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仅仅能从有数几位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传统文学精神的光彩和脉络，他们大致是孙犁、汪曾祺、阿城、陈忠实、贾平凹、李锐等人。

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最生动的部分，受儒释道三教精神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和价值追求，产生了不同质感的文学作品。儒家的积极入世、孔子及其他圣人的人格感召以及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的仁义精神影响下产生了司马迁的《史记》、屈原的《离骚》与《天问》、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伟大作品，这些作品一般都具有史诗般的宏阔、庄严的品质，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同样也极具理想主义精神，审美意趣富于写实性和道德色彩。道家的形而上哲学、终极追问的传统以及守静、守雌观念的影响产生了庄子的散文、李白的诗歌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这些诗人或作品一般都有浪漫主义精神，审美意趣富于宁静和空蒙之感，到后期有感伤色彩。佛教的影响相比较小且较晚，但仍然影响了苏东坡、曹雪芹等一批伟大诗人和作家，同时产生了《西游记》这样的古典名著。当然，三种精神特别是儒道两家源自中国“上古道术”和本土体验，往往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激荡中，这些文学精神以及文化哲学精神不仅成为古代中国人宝贵的精神财产，而且应该是我们近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百年来，在西方文化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方面，由于极左思想和极端功利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十年动乱致使这一“命脉”几近中断。但在百年之后来反观，这段历史也恰恰成为中国人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一段阵痛。这使我不禁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克利斯朵夫在青年时期怀疑和背叛信仰，随后迷失，但最终他又重新找回信仰，使自己有限的生命与上帝永恒之精神融为一体。形象地说，中国人是否也走过了这样一条寻找的道路，现在正走在回归的路上呢——虽然这种回归绝非是一种线性的回归，而是以其为原点的广泛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