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是学问大家，鲁迅也不例外。他的学问，自然包括其深厚的旧学功力，然而，他却拼命反对青年读中国“旧书”，并且不惜把话说绝：“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甚至迁怒于中国文字，像钱玄同一样主张废除汉字：“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这样的言论在今人看来殊不可解，然而，若是就此得出“鲁迅气量狭隘、思想偏激”的简单结论，却是皮相。包括鲁迅在内的“五四”先驱的所谓“全盘性反传统”，极有可能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性考虑。这一点有鲁迅自己的话为证。1926年，鲁迅在香港的演讲《无声的中国》中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来开窗了。没有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当然可以从学术角度批评鲁迅对于传统文化的决绝态度所包含的非理性因素。然而同时，也必须从这种非理性的决绝态度中，看到其中所蕴含的鲁迅那一代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负面因素的深刻忧惧与警惕，这种忧惧和警惕使他们甚至不惜运用极端化的表达。

　　李慎之先生曾区分过“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传统文化是指数千年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文化遗存，这些当然要继承。文化传统是传统文化中更根本、更本质、更稳定的价值取向，就中国而言，这样的文化传统无疑是几千年的封建皇权。由此，如果问鲁迅“反传统”反的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答案无疑是后者。因为事实上，鲁迅在继承传统文化上一直是不遗余力且颇多建树的。鲁迅的文章好，这是诸多与鲁迅不和的人都承认的，然而鲁迅的文章所以好，却与鲁迅深厚的旧学功力分不开；鲁迅校过《嵇康集》、《唐宋传奇集》，写过《古小说钩沉》、《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的那篇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已成为研究魏晋文学的经典文献；鲁迅终身搜集古籍善本，甚至搜集隋唐墓志铭，有时不惜高价。鲁迅从未打出“继承传统”的旗号，却实实在在地做着许多保存、继承传统的事；因此，鲁迅反的不是“传统文化”，而是“文化传统”——那种不把人当人看、蔑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几千年一直“吃人”的文化（见《狂人日记》）。因为对这种文化传统始终有着深刻忧惧与高度警惕，有时难免连带着对传统文化表现出一种极端的态度，但这些极端化的表达不宜坐实了来理解。

　　近年来，某些明星学者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其实是在为一些不好的“文化传统”招魂。弘扬传统文化固然好，但不能太笼统，更不能“和稀泥”。如今，继承、弘扬传统文化渐成社会的主流思潮，这于缓和价值真空、信仰缺失，增强民族凝聚力，重建民族认同感是很重要的，但同时，应该区分开“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重新读一读鲁迅那一代学者的文章，也是很有必要的。（丁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