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发生了一起重大政治案件：楚王刘英被指控谋反，削去王号，畏罪自杀。明帝因此大兴冤狱，无辜而株连的人数以千计，内外官员惶惶不可终日。

侍御史寒朗，为官刚正不阿。当时，他因为掌管纠察，便会同三公府（太尉、司徒、司空府）属下官员，审理、复核“楚王谋反案”的有关案犯颜忠、王平等人。不料颜忠、王平在供词中，又牵扯出耿建、臧信、邓鲤、刘建等四个侯王。明帝闻讯大怒，下令“穷治楚狱”，追查到底，于是，包括耿建等四人在内的一大批与此案无关的官员都被牵连进去。《后汉书寒朗传》叙及当时情状说：“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大小官吏都惊恐不安，忧心忡忡，因为凡是受牵连的人，不查清楚有罪无罪都被一律判为有罪，没有人敢对他们给予同情和宽恕。

在朝野上下的一片肃杀气氛之中，百官噤若寒蝉，力求自保，独有寒朗挺身而出，为无辜者鸣冤叫屈。寒朗敢这样做，不光是“心伤其冤”，更是为了追求司法公正，伸张正义，实事求是，纠正错案。这样做当然风险极大，弄不好就会丢掉身家性命，甚至殃及满门。寒朗深知个中利害，所以，他决不逞匹夫之勇而莽撞行事，而是作了周密调查悉心研究的充分准备。原来，此前审问耿建等四侯时，他们都供称与颜忠、王平从未谋面。为了辨其真伪虚实，寒朗又单独提审颜忠、王平，试问耿建四人形貌如何，不料二人“错愕不能对”，惊慌失措，回答不出，这就证实了他俩是凭空攀引他人，诬陷无辜。寒朗出于责任心，推断此案涉案人员众多，其中的冤狱一定不少，这才冒死上书，以求明冤。

本来，经过累年累月的审查，眼看这一“楚王谋反”大案就要结案了，不想这时突然冒出一个寒朗上书，明帝又惊又怒，急忙召见寒朗，问道：“你身为执法官员，知道为罪囚喊冤是什么罪吗？”寒朗镇定自若地回答：“臣自知这样做一定会祸灭九族，但为了国家，臣愿一言而死！”

接着，他不慌不忙地说：案犯颜忠、王平知道自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所以“多有虚引，冀以自明”（故意捏造牵连许多人，希望以此来洗清自己）；负责审理的官员只是一味迎合上意，认为“出之不如入之”（宽大不如严办），这样可以避免以后皇上的责问，因此严刑逼供，“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审问一人牵连十人，审问十人牵连百人；那些公卿大臣瞧着皇上脸色，要么装聋作哑，要么回到家里“仰屋窃叹”，他们不是不知道许多人是冤枉的，但他们不敢说，那是因为怕触怒陛下啊。如此一来，广泛株连，冤狱大起，弄得人人自危，国家怎能安定？我不过是为国家着想，希望陛下从中有所察觉而已。现在我陈述了实情，即使死了也不后悔（诚死无悔）！

寒朗的滔滔一“辩”，言之有据，入情入理，可谓义正辞严，无懈可击。明帝听了感到十分震撼，顿然醒悟，怒气也消了。过了两天，他亲临洛阳监狱察勘实情，释放了受冤枉的一千多人。这件一千多年前的冤案，在寒朗的据理力争之下，终于得到了制止。当然，在君主专制社会司法黑暗的大环境下，寒朗的辩冤解狱，确乎来之不易。

我欣赏寒朗大义凛然、无私无畏的风采，赞美他秉公执法的牺牲精神，同时，又觉得他所揭示的铸成冤狱的原因及后果，值得深思。对于执法者来说，能否做到“公正无私”，至关重要。“公正”取决于“无私”，有私则不可能公正。尤其是重大案狱，往往直接考验着执法者是否能出以公心，依法办案。就像寒朗辩冤中所说的，那些庸官俗吏，对上迎合阿谀，明哲保身，如何能实现司法公正？他们生怕涉嫌物议，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和“坚定”，不惜采取宁严勿宽、宁枉勿直、宁滥勿少的态度，大兴刑讯，“考一连十，考十连百”，不顾事实地“出之不如入之”，以卸“后责”，许多冤狱及案件的扩大化，就是这样铸成的。今天的执法者难道不应该引以为戒吗？（邓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