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是流动的历史,历史是凝固的现实。清末启蒙思想家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中云:“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意思是说,要掌握社会发展的“大道”,必须首先研究蕴含着社会发展“大道”的历史。“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元时被忽必烈誉为“廉孟子”的政治家廉希宪曾经说过:人君治理天下,最关紧要的是善于用人,用君子则天下大治,用小人则天下大乱。一句话,经天纬地关键在人。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身为汉族名人后代,却为满人开创江山立下了不朽之功,被誉为“清朝第一文臣”。他就是北宋名相范仲淹第十七世孙范文程。

　　作为清朝开国宰辅,范文程为皇太极问鼎中原出“定国策”——面对清军初占北京城人心惶惶的局面,他创造性地提出:“官来归,复其职；民来归,复其业”,安定了士心、稳住了民心,填平了满汉之间的民族鸿沟,使满清得以在中原站住脚跟。康熙曾盛赞范文程:“文程之策,可抵百万雄兵!”范文程一生历清四世而佐其三主,努尔哈赤、皇太极不囿于民族偏见,重用范文程,不论人前人后,皇太极对范文程一律以“范章京”(时任二等甲喇章京)相称,不仅对“范章京”言听计从,而且每逢诸臣议事,若范文程不在场,皇太极必定先问:“范章京知否”听到范文程已经同意,皇太极才最后批准。君臣际会,终成大业,青史留下明君贤臣的佳话。

　　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也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身为来自戎狄的羯人戍卒,通过一场叛乱,将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汉人皇帝拉下马。他就是侯景,一生机诈多变、反复无常,先后背叛北齐、东魏,后又投降西魏,但西魏深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明升暗降,调侯景入京,故侯景转而求降于萧梁。对于这样一个“变色龙”,梁朝臣多表示反对,而晚年过于迷信佛教的梁武帝竟说夜梦太平,侯景求降,正符所梦,于是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大行台。并派自己的侄儿萧明渊接应并协同侯景北伐东魏,结果被东魏大败,主帅萧渊明被俘。东魏继而实施离间计,佯称与梁议和,向梁朝提出用俘获的萧渊明换取侯景,挑拨侯景反梁。梁武帝覆信东魏:“贞阳(指贞阳侯萧渊明)旦至,侯景夕返。”闻此,侯景于梁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发动叛乱,攻陷台城之时,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积,成了人间地狱。侯景又东略三吴,使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

　　“侯景之乱”长达五年,貌似强大的梁王朝不堪一击,轰然倒下。引狼入室的萧衍,自食苦果,年86岁时最终在幽禁中活活饿死,曾叹息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终因错纳一人,而将一个国家搞垮。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但“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治理一国、主政一方,难就难在识人、用人。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同样如此。

　　作为“一把手”就要练就一双识人的慧眼,学习借鉴诸葛亮在《知人》中提出的七项识人法,即“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从志、变、识、勇、性、廉、信等七项内容全方位考察,从而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入木三分的“人物像”；在此基础上,包容小节看主流,抑其短处用所长,量体裁衣,搭建一个施展拳脚的舞台。识好、用好一个人,可以“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反之,则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云从龙,风从虎,英主名臣原是相辅相成。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读史品道,不能搞生猛恶补,暴风骤雨往往意味着不能天长地久,而要务求细水长流,润物无声。在人心浮躁的时代,离开喧闹的酒桌,坐到静谧的书桌,茶余饭后,信手翻开本自己喜欢的史书,把工作、生活的“包袱”卸在门外:精神家园,闲庭信步；历史长河,忘我畅游——鉴史而品道,怡心提神；借史而增智,强“筋”壮“骨”,陶然其中,何乐而不为（刘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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