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始终以韵文的形式出现。《诗经》的定型，基本以四言为主，及至《楚辞》，则采用三言至八言不等的句式。汉赋散韵相间专事铺陈，是诗歌的变异，而两汉乐府诗又是从四言诗向杂言、五言诗的转型。东汉至公元四世纪的大分裂时代，五言诗逐渐取代四言诗，直到公元六世纪隋统一中国，发展为七言诗，新的诗歌范例隐约确立。

　　反观这段古典诗歌史，可以发现，《楚辞》之后，东汉佛教初入中国之前，中国古典诗歌在内容和语言两方面都遭遇到瓶颈，是佛教东渐才使得这一僵局被打破。佛教的传入，是中国本土文化遭遇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冲击。佛典汉译，方块汉字陷入表达上的窘境：梵文经典由多音节的语言书写，中国语言以单音节的字符为主；梵文的很多名词、观念及事物，用汉字的词汇来表达已经显得捉襟见肘。由此，大量梵文翻译体的字词产生了，如平等、涅槃、世界、觉悟等，为汉文注入了新的血液。用单音节的汉字来翻译多音节的梵文，即用两个字来拼出第三个字的音，自然引发了中文的“反切”、“拼音”现象，触及了汉字的音韵问题。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单音节汉字造成的同音字，只适于书面表达无法诵读，必然借声调的抑扬顿挫加以区分。受梵语的启发，沈约为中国的汉字定出了平上去入四声，沈约据此创立了音韵严格的“永明体”，规定了四声八病，强调诗歌的音韵美，为唐诗高峰的代表——五、七言格律诗和绝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就中国古典诗歌而言，盛唐诗歌所达到的高度，是中国古典诗歌在吸收了佛教文化后演进的结果。

　　而唐宋以后，古典诗歌在怎样创新上又面临难题。鸦片战争使得中国文化遭遇了第二次异质文明即西方现代文化的巨大挑战，至今余波未绝。五四新文学运动，白话文以革命的名义取得了对文言文的全面胜利，新诗（白话诗）也以决裂的方式，切断了千年古典诗歌的血脉。百年新诗，虽有不短的里程，但相比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悠远，却是稚嫩的少年。新诗从内在的精神到外在的形式，都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反动。应该说，百年新诗的艺术实践尚未跨越实验阶段，新诗的文体与语言也远未成型。新诗秉持的五四新文化精神，或者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以及它对现代性的追寻与认知，只解决了它的时代性和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新诗脱胎于西方的自由体诗，诞生之日就中断了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联，所以它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自然演进，也不是汉语自身演变的必然结果，特别是它对西方诗歌的激进的移植和对翻译体语言的全面模仿，从而使新诗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在对诗歌文体边界的把握上，它的“形”和“音”，它所呈现诗歌本身的节奏和韵律，尚未获得国人的普遍认同。

　　任何自由都是有限的自由。诗歌作为最高级的文体，它自然有自己的文体边界，也就是形式上的边界，主要包括节奏、韵律和语言。新诗当然是开放的，但新诗应该有确定其自身的形式上的规范——当然不意味着建立一种白话文的新格律诗。我始终认为“习惯法”的分行排列，决不应该是新诗唯一的指认。音乐性、节奏和语言是一个诗人毕生面对的挑战，也是对诗人全面素质的考验。作为母语创造的旗手和语言顶尖品质的书写者，无视汉语的地域性和独特性，割裂方块汉字的语言传统，是诗歌走向其反面的必然末路。

　　佛教用七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化进程，佛经汉译持续了一千余年，给中国古典诗歌以重大影响，而中国古典诗歌也以海纳百川的宏大气魄和不懈努力，赢得了世界性的尊严。那么在中国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大撞击的漫长岁月和广阔空间里，新诗如何重建自己的历史传统，汲取一切可能的写作资源，在中西文化的大交流中获取再生的强大动力，承担起母语革新先驱的历史使命，从而铸造中国第三个诗歌的黄金时代——这确乎是新诗一个可期待的选项。(杨晓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