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他们当中，有的发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着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周恩来的努力下，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后，在不长的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

　　本文摘自《红墙大事》，张树德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将军不断被打倒。他们当中，有的发病含冤死去；有的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有的身心正在受着折磨。到了“文革”中期，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周恩来的努力下，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1972年1月陈毅元帅逝世后，在不长的时间内，有175位将军相继获得平反。

　　毛泽东表态贺龙案子错了

　　1972年12月，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若有所思地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么打倒了那么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

　　周恩来抓住机会向毛泽东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点头同意。不久，周恩来宣布，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总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都必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说到为175位将军平反，不能不提一下当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

　　田维新，原名田俊卿，生于山东东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川东军区大竹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11军32师政治委员。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曾任志愿军师政治委员、军政治部主任。1958年回国后，任军副政治委员，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

　　1973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把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田维新将军叫到人民大会堂。周恩来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好，你再找一个人来吧。”

　　田维新立即用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过来。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同志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上将生于湖北麻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兼武汉军区司令员。

　　钟汉华中将生于江西万安，新中国诞生后，曾任四川军区副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解放军军事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厅厅长、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陈再道上将和钟汉华中将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所谓“七二○事件”而被打倒的，已蒙冤6年之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田维新与魏伯亭回到总政以后，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烈，虽然江青等人扣了一大堆帽子，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陈再道上将“解放”后，再回武汉军区任司令员比较困难。考虑给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可是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田维新便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将军，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的职位。

　　田维新将军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到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司令员回答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话虽只有一句，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去当副手，这工作不太好开展。可是，别的地方也不好安排呀。田维新再次给这位司令员打电话，司令员干脆直说了：“老田，千万别让他来。”找来找去，最后找到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

　　韩先楚上将当时是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难得他爽朗表态：欢迎陈再道来福州。这才算解决了一个难题。

　　陈再道后来还担任了中央军委顾问、铁道兵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1982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钟汉华“解放”后，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装甲兵政委，1979至1982年任成都军区政委，1987年1月2日在成都病逝。

　　四上将聚集福州军区

　　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有57位将军获上将军衔。到70年代初，已经有几位中将出任大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却汇集了4位上将。福州军区乃一块福地。

　　那是陈再道上将到福州军区任副司令员不久，王建安上将也获“解放”，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王建安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春回国，1956年12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61年10月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