楹联，俗称“对联”、“对子”，又名“联语”。春节的头等大事之一是写春联，自古如此。春联起源于周代的桃符（悬挂在大门两旁的长方形桃木板），《后汉书·礼仪志》说：“正月一日，造桃符着户，名仙木，百鬼所畏。”汉字刻在桃符上就像面具、图腾，本身就是神灵的象征。楹联言简意深，两两相对，对仗工整，平仄合韵，是一字一音的汉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是中华民族具有强烈地域风格的文化，具有独立的文学地位。上联与下联要对仗。对仗有顺对，有反对，有嵌字对，有叠字对，有顶针对，有宽字对，可长可短。如四字、六字、七字、十多字，长的也可写两行的龙门对。

　　楹联是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艺术与实用结合最完美的典范，是雅俗结合最成功的实例，也是最广泛群体的大文化，遍及众多领域和场所，成为百姓喜闻乐见的独特文化现象。

　　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真正达到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两代。清代是楹联的繁荣期，不论在内容的开拓还是在艺术的成熟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更出现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联佳对。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廉吏，他们适应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表现出清廉不苟，志行高洁，刚正不阿，纠劾奸佞，尽职守责，练达明职，抑制豪强，彰善惩恶，为民兴利，勤谨奉公等，而用楹联咏言明志、传情达意是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现象。

　　古代廉吏讲“官箴”。即做官之箴言，将自己的为官执政理念悬挂于厅堂，有的甚至刻在石头上，既以律己又来示众，以求民众监督。最著名的当数明代郭允礼的《官箴》：“吏不畏吾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特别强调“德政”的如：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崇尚气节的如山西介休县绵山介子推祠对联：主辱臣忧，当在外从亡，一饭已经肝胆碎；功成身退，问诸君食禄，千秋留得姓名无。介子推为春秋战国时晋国大夫，曾随公子重耳流亡割股啖君；重耳做了晋国国君，介子推却不受封赏隐居绵山。

　　又如杭州西湖岳墓联：不爱钱，不惜命，乃太平根基，名将名言，贪婪者跽跪；取束刍，取缕麻，定斩徇军律，保民保国，正气壮河山。歌颂了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主张和不扰民、严军纪的清廉作风。

　　有反映勤政爱民方面的：爱半文不值半文，莫谓世无知者；作一事须精一事，庶几心乃安然。上联倡廉，下联倡勤。在一些官府的抚署斋堂也用楹联表达自己的廉政主张，如“两袖入清风，静忆此生宦况；一庭来好月，朗同吾辈心期”。

　　文学家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唐代著名的清官，在政治上反对官宦弄权和藩镇割据，也曾参加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活动，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为官清廉文才泓涵。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柳州柳侯祠旁制了一副楹联：“洁廉为心，忠信为仗；文章在册，功德在民。”

　　地处西北武威的长官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太守自作一联：“官有典常，任二日则尽一日之心，况兼地广事繁，敢不夙兴夜寐；民供正课，宽几分则受几分之惠，纵使时丰岁稔，常如怨暑咨寒”，勉励自己尽职尽责。

　　在古吏治中一些有良心、有公德的官员主张善政谋治。在封建社会要执法公道，是很困难的。但有的官员决心为此而斗争，如某官署制了这样一副对联：“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古代贡院是负责考试、选拔人才的机构，历代非常重视这个机构的廉洁公正。湖南贡院的一副楹联写道：“才要真爱，名要略爱，总之己要自爱；天不可欺，君不敢欺，实于心不忍欺。”作者自己是寒士出身，知道考官不公道将意味着什么，他们爱惜人才，对埋没人才于心不忍，因此能自觉反对舞弊行为。

　　派到贫困地方的官员在抚署斋挂出这样一副楹联：“头上有青天，所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表达自己崇尚天理，为政清廉的意愿。

　　包拯是群众熟悉的大清官。安徽合肥市南门外包河中花墩小洲上的包公祠对联：“春秋有序，人民不亏时彦；宇宙无极，伟业尚待后贤。”“公心着在竹帛，千秋共颂赤胆；正气被之管弦，百姓皆呼青天。”“正气塞乾坤，事属公私须有别；丹心昭日月，人归善恶自分明。”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的清官是很少见的，它寄托了人们崇尚正义、鞭挞腐恶的理想。

　　近年来，在反腐倡廉中，各地创作了众多比较有内涵、有思想深度的楹联：“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常记党纲宗旨，公仆精神，休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当思志士贞操，中华正气，须知持节宁教人断头。”又如“对九重闹市、十丈红尘，人易痴迷声色；赏半亩清莲、几丛绿竹，我唯修养身心”，“休言暮夜无知，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者；应是阳光执政，廉政，勤政，德政，善政，方为执政焉”，“民瘼系心时，夕惕朝干，安贫乐拥一怀月；政声离任后，松迎竹迓，尚洁唯携两袖风”……这些联语将古意与现代理念结合，融古喻今、针砭时弊、合辙押韵、词美意蕴。（张德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