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大型的“彼得·布朗退休纪念大会”。在英语世界，彼得·布朗的名字是与“古代晚期研究（Late Antiquity）”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由布朗参与主编的《阐释古代晚期》，宣告古代晚期作为一个专门历史分期的存在：“编者们都相信，现在是时候将约当公元250至800年视作一个独特而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对于这一术语，国内学术界目前有两种译法，古代晚期或者古典晚期，以下用古代晚期。这一研究的兴起，使得原本被认为反差极为明显的两个历史断代“中世纪”和“古典学”在此交叉。

　　一般认为，古代与中世纪的分界线划在476年。那一年，罗马帝国西半部的最后一位统治者罗幕路斯·小奥古斯都，在父亲被杀之后，在当时的帝国首都拉文纳被第一位意大利王奥多瓦克废黜帝位。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中世纪其实是从宽容基督教以及临终皈依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开始的。这是因为推崇典雅语言的古典学家对于三世纪之后“粗鄙的”教会拉丁语不感兴趣，多少有些不屑于研究。他们不愿意做的，就留给中世纪学家来做，因为作为“中间期”，中世纪并没有自己的起止界限，其上限为古代史结束，下限为现代史的开端。

　　虽然接过了古典学家扔过来的300-500年，将它并入“中世纪早期”（至1000年）之中，但是，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中世纪史学家们对包括这段历史在内的整个中世纪早期都不怎么感兴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学者对此进行专门研究。有三大群体比较关注这段历史，一是中世纪考古学家，分别从墓葬考古和聚落考古，揭示中世纪早期的“死”与“生”两重世界；一是专门研究基督教会早期史的“教父学家”；一是关注社会转型和过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尤其是后者，秉持历史进步的观念，努力挖掘中世纪早期的积极方面，强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晚期研究的兴起，从而最终将这个“黑暗时代”的最后落脚之处变成了“漫长的黎明”。

　　作为专门术语，古代晚期起源甚早。1901年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在其《罗马晚期的工艺美术》一书中就曾提及。而使古代晚期作为一个时代彰显其学术潜力的，无疑是比利时大史家亨利·皮朗，他使得历史学家们意识到800年之前的历史似乎还是古代的延续。

　　20世纪中期，专门研究奥古斯丁的法国教父学家亨利·马儒提出古代晚期是个独特的文明。“古代晚期并非只是对持续发展的终结，而是另一种古典，另一种文明，应该从起源来进行再认识。”马儒对彼得·布朗的影响毋庸置疑。1966年，布朗在牛津大学发起成立“拜占庭与北方和东方邻居们，500-700年”新专业，进行跨学科的研究。1971年，在一本通俗读物《古代晚期世界》中，他将这个术语深深地烙在了英语世界读者的心中，也将古代晚期勾画为以地中海为中心，由基督教传承统一的罗马帝国文化，各种地方文化蔚然兴起的局面。

　　1996年，彼得·布朗发表《西方基督教王国的兴起：胜利与分化》，对自己所倡导的古代晚期进行了总结性阐发。首先，这不再是一个罗马帝国衰亡的历史；其次，这是一个为现代欧洲奠基的新时代，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第三，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这是一个早期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西欧独特的基督教想象开始定型。虽然古代晚期研究者对于古代晚期的具体时限远未取得共识，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至少在300-600年间，包括波斯、阿拉伯在内的环地中海地区，不再是帝国衰亡之后的衰败景象，而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为未来奠基的独特转型期。

　　2008年，在继1993年法文期刊《古代晚期》之后，《古代晚期杂志》在美国创刊，主编拉尔夫·马提森愉快地宣布：“从编年上讲，我们本来或属于‘古代罗马’、‘早期拜占庭’、‘早期中世纪’、‘晚期拉丁’、‘教父学’等等，但是现在我们都属于古代晚期。”就这样，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古代晚期从诞生走向壮大和成熟。

　　（李隆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