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这个人，乃曹操的第一谋士也，素为上喜。什么原因呢？一是不但忠心，而且“多谋”。胸有全局，腹有大计，目光炯炯，良策善谋。二是不但“多谋”，“深通有算略”，而且“达于世情”。办事通情达理，说话温顺得体，提建议、出计谋总是温言良语，让人舒服，并且无论你采纳与否，“从无谏诤”。所以曹操十分喜欢他，尤其是吃了败仗，更是“国乱思良将”，思念郭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但曹操，便是咱们的领袖，也说郭嘉“很有名”，了不起。第二次郑州会议也好，上海会议和庐山会议也罢，都要领导干部去看《郭嘉传》，向郭嘉学习，尤其是遇到困难的局面时，“下”要反映真实情况，谋划好的建议，以便“上”多谋善断。所以要多一点郭嘉。

其实咱们的领袖，不仅喜欢郭嘉，还喜欢过海瑞——看了《生死牌》后，第二天就找来《明史》，细读了《海瑞传》，于是盛赞海瑞，号召大家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还把《海瑞传》荐于彭德怀，“我的缺点，你们也要批评”。然而海瑞不是郭嘉，这个人“骂”皇帝不惧一死，多谋之下，说话十分“极端”，既不像郭嘉“达于世情”，又不“温顺得体”，很不给上面面子，所以八届七中全会之后，便曰，“说海瑞，我很后悔”，“真的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可见喜欢海瑞，那是不可靠的。还是喜欢郭嘉。

然而郭嘉有那么可靠么？那时是号召讲真话，但也强调“要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不行”。什么“策略”呢？“你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来批评也可以嘛”。这大概也就是学郭嘉“会说话”的意思吧——但是直议廷争，“骂”，不行，“旁敲侧击”又可以吗？邓拓算得“旁敲侧击”了么？《三家村札记》也好，《燕山夜话》也好，和风软语，皮里阳秋，那样的委婉，那样的“旁敲侧击”。结果怎么样呢？说明做海瑞固然“受不了”，但做郭嘉，终于也不可靠。

现在有人为庐山的案子“再翻案”，说谁叫彭总不讲策略，不会说话，什么“有失有得”，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结果引出了震怒，完全是“咎由自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似乎“上面”是否能广开言路，是否能从善如流，是否“让人家说话”，责任不在于他有没有民主作风或曰“雅量”，倒在于“下面”是做郭嘉还是海瑞，会不会“说话”，能不能“温顺得体”，至少不要弄得上面没有面子。这样一种重抬郭嘉而贬海瑞直到再贬彭德怀，是否离“民主”太远一点了呢？

问题不在于“下面”做郭嘉，还是做海瑞，而在于上面有没有心胸，能不能容纳，否则不要说海瑞，连郭嘉都会有危险。然而再说到底，问题也不在于“上面”个人的气度、“雅量”甚至“民主作风”，如果那种一人喜怒好恶可以决定兴丧予夺的“一言堂”不改革，我们来谈论做郭嘉还是当海瑞的问题，又有什么意义呢——这大概也就是三中全会刚刚开好没两年，小平同志就来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深层原因吧！我们不必苛求前人，也不要把问题归结于任何个人以及他们的“雅量”，我们的眼光，还是放在“向前看”的改革上才更可靠呢！（司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