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一项优秀的文化财富，岭南文化遭遇过多年的误识。其实，只有将岭南文化放置在中华文化的广大视域中来认识，才能对它的特质及价值作出全面的评判。

岭南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质

从自然生态及其文化衍生特征上作最基本的属性归类，并从自北向南的地理方位上考察，可以将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分为草原文化、江河文化和海洋文化三大类型。其中，草原文化在中华疆域的北部和西部催生了古老的畜牧文明，但由于其承载主体早期的迁徙多变，承传不足，致使这一起步不迟的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而以黄河、长江萌发的中华江河文化因为起步早，延续性强、积累充分，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浇灌生成了延绵数千年的中华农耕文明，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标志。

中国的海洋文化产生于中华疆域的南部和东部，岭南是其最重要的所属地。岭南与其他临海地区不同，它背靠大陆、面向大海，与中原较为隔远而与海外交往频密，是相对充分发展了的海洋文化，因而在中华文化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质：

兼容性。毗邻大海的岭南处在江河的下游，但海纳百川，汇集众流。在传统文化的低洼之地，中原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域外文化，如流水般涓涓汇入或汹涌涌入其本土，既改变了地区文化的特征，又养成了文化的兼容性格。由于经久积累，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和谐性、流动性与开放性。

商业性。贫瘠的土地和单薄的农业耕作难以使先民们就地糊口，人们不得不以适宜的经济作物换取粮食。在辽阔的中华疆域内，岭南之地的商业文化可以说是根深叶茂的。由于商业文化的普及与积累，岭南社会的个体意识、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平等意识、诚信意识、等价意识、成本意识、求变意识、拓新意识、冒险意识，以及制作物化产品的精致意识、装饰意识等，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

务实性。在贫乏土地上生存的古代先民所获剩余产品不多，他们时刻要顾及自己与家庭的生存问题；即使从中原各地迁徙而来的先辈，也要首先考虑生存立足之计。特定的生活环境养成了人们务实性的思维方式：面对一项事情，人们习惯于从主体实用的价值评判上去选择，而不习惯于作超越个体和穿透时空的判断。重现实、重生活、重消费、重娱乐，是岭南文化价值体系的自然延伸。

近代岭南文化成为时尚文化

在数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岭南文化是受鄙薄的文化。因为或许从农耕文明的角度看，荒远的岭南之地缺乏威严的皇权、严整的族规、纲常的教化，没有清晰成志的族谱、世代承传的家园、子孙固守的基业，有的只是个别稀奇的珍馐鲜果和不少古怪的生活方式。中国历史上，除逃避战乱的难民外，只有犯罪受贬者才来到五岭之南，居处岭南被视作一种贬斥惩罚，这正体现着某种深刻的文化地理歧视。

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没有永久地停滞在以农耕文明为支撑的古代社会。19世纪40年代，一进入近代，工业文明、商品经济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方式就自外汹涌登陆中国，并立刻显示了它们对于中原农耕文明的先进性。岭南由于地缘文化本有的兼容性、商业性和务实性等品质，自然成了新式文明的感应地和生长地。如果说中华民族必定要由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那么，在新的过渡时代，岭南文化就由中华先进文化的下游立刻转变为上游，由中国主体文化的末端移到了首端。这不是岭南文化的特质有了突变，而是时代的突变在转化中国古老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千年一系的文化价值评判系统，颠覆了中原文化的中心地位，把岭南文化推崇为民族的时尚文化。

岭南文化对外来的文化因子兼收并蓄，并能以为我所用的创新方式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六祖惠能创立了全新的禅宗顿悟之学，是这一特性的早期印证；在近代中国，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康梁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造当时中国社会的三大政治思想都毫无例外地生成于岭南之地，这绝非偶然，它是岭南文化兼容性创新性的必然产物，是岭南文化在近代兴盛的见证，也是中国海洋文化开始超越江河文化的重要标志。

在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海洋文化无疑处在江河文化的上游，由此，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显示出了它的高度优越。中国近代资本产业首先萌发于岭南，民族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形成于岭南，国共两党推动的政治北伐起源于岭南，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最精彩活剧上演于岭南，这些均是岭南文化在中华文化圣殿中登堂入室、跃居上游、品质优越的明证。（冯立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