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本朝只能积累资料，编修“实录”，但不能自己修史。功过是非得留待后人评说。这样一来，被认为最“没有文化”的元朝，就面临着一项艰巨的文化任务：它得为中国的后代修三部史书，实际上它也真修成了三部史书，即《辽史》、《金史》、《宋史》。从刘秉忠、王鹗提出要修《金史》，到三史全部完成，前后用了82年的时间。用了这么长时间，不是因为史实难以考证，而是“义例”难定，具体说，就是在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三个朝廷上意见不一致。争论了70多年，才达成共识，叫“各与正统”，就是把他们各自都视为中国的一个合法的、正式的朝廷。由此延伸一下，即认定他们之间的战争是“内战”。这个问题一解决，三史很快就完成了。总共二十四史，一个相对短命的元朝就贡献了1/8，但它最大的贡献，还是这个“各与正统”的原则。争论用了七十多年，然后延用了七百多年，直到近世才被推翻。在这七百多年里，明人修《元史》，也是把元朝视为“正统”的，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汉人政权，就把蒙古人当皇上的元朝视为异类；清人修《明史》，也没有因为自己是满人政权，就褫夺了汉人当皇上的明朝的“正统”资格，倒是对于也是汉人当皇上的“大顺”，虽然既有国号也有年号，压根儿就没想替它修史。民国为清朝修史，虽然只修成了《清史稿》，但大清朝廷的“正统”性显而易见，且毋庸置疑，并没有把他们当作“鞑虏”从历史上予以驱逐。但是，在延续了七百多年之后，这个“各与正统”的原则却被悄悄地——准确说应该是偷偷地废止了。谓予不信，请擦亮眼睛看看我们现在的历史课。在从公元 960年到1368年的四百多年里，在这片“神州大地”上，具有“正统”身份的，只有汉人当皇上的大宋，与它同时的契丹人当皇上的辽国，女真人当皇上的金国，乃至后来取代了大宋的蒙古人当皇上的元朝，一股脑儿全成了“异族入侵者”！这种观点居然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成为我们的主流历史观，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表面上看，汉族人因此扬眉吐气，居高临下，不可一世，实际上，正是汉族人中当时最优秀、最杰出的那一部分，却因此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在由汉族政权主导、汉族文人编纂的《元史篐列传》中，记载了一系列汉族人的姓名及其事迹，诸如刘秉忠、张柔、史天泽、刘整、张弘范，等等，都是作为开国功臣名垂史册的，而从他们的事迹中所展示的才华、胆识、胸襟、精神境界，足以使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因为有过这样优秀、杰出的祖先而自豪！然而我们的历史课里，这些人全都成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这可真是让我怎么想也想不明白。比如张柔、张弘范父子，是易州定兴（今河北保定定兴）人，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地方从来就没有在大宋朝廷的稳定、有效的行政管辖之下，换句话说，他们本人乃至上溯到他们的十八代祖宗，从来都不曾做过大宋的臣民，凭什么要求他们“忠”于大宋？他们“卖”了哪个、或者说谁的“国”？在元朝的开国功臣里，不仅有汉人，除了蒙古人如伯颜、阿术，还有畏兀儿（维吾尔）人如廉希宪，回鹘人如阿里海牙，怎么就没人说他们是维奸、回奸？

辽、金、宋、元时期的江南，在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上，始终领先于北方，正所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然则他真正需要捍卫的时候，“人杰”们都哪里去了？当年金人攻下宋都开封之后，大宋朝廷也已全面崩溃，可是一旦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宣布即位，形成一个凝聚力量的核心之后，很快就有了李纲、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岳飞等杰出人物，虽然最终只保住了半壁江山，毕竟使宋祚又得以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而临安陷落之后，为什么就只剩下了陈宜中、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这样的才能平平、心胸狭窄之辈？不错，这里又有两份可以对比的名单，让我们从对比中看出些什么。

一个朝廷的自取灭亡之道，莫过于精心建立一个严密的逆淘汰机制，并使之有效地运行，把所有的人杰们都筛选掉，只让平庸者留下来。中国原本有句老话：“是锥子就装不到布袋里。”现在却要反其道而行之，还要弄到绝无漏网之鱼，你说那得多大的聪明，才能弄出这样的结果？而要参透这样的大聪明，势必需要更大的聪明。不知道你行不行，反正我不行。（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