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我去福州观摩歌剧节期间，到长乐市参观了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纪念馆，颇有感触。

　　谢冰心，原名谢婉莹，冰心是她的笔名。她祖籍福建长乐，父亲是海军军官，并曾经担任海军学校校长，他很注重子女的教育，因此，小婉莹自幼便在良好的学习环境中成长，当她在北京求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参加了五四运动。当她从燕京大学毕业后，便于1922年赴美留学，就读于著名的韦斯理女子学院。在留学期间，她还与多位中国留学生排演了翻译为英文的中国古典戏剧《琵琶记》，她扮演招蔡中郎为婿的丞相小姐，扮演蔡中郎的是后来终老于台湾的作家梁实秋，布景则是当时学习美术的闻一多等设计、制作的，演出颇为轰动。她于1926年发表的《寄小读者》，表达了她对大自然、祖国和母亲的挚爱，可谓是我国儿童文学最早的典范作品之一。她学成归国后，一面在大学任教并编辑文学刊物，一面仍写作不辍，题材内容更加广泛深刻了。抗日战争期间，她与夫君、民族学家吴文藻来到了大后方，在昆明、重庆等地的艰苦环境中继续教学、写作，出版刊物宣传抗日，当抗日战争胜利后，她一度随被中国政府派驻日本的吴文藻在东京住了一段时间，曾经在东京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冰心夫妇便于1950年回到了祖国。吴文藻任教于民族学院，冰心则继续从事文学方面的工作，并积极地参加作家协会、人大和政协的社会活动。她除了创作外，还翻译了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多部作品。

　　纪念馆的陈设朴素大方，除了展示冰心一生各个时期的图片及作品的各种版本外，还布置了一间她生前的住室，里面有书桌、沙发和书柜等，在书桌上还蹲着一具栩栩如生雪白的猫标本！原来，冰心爱猫，在她生命最后的十来年里，是这只猫一直陪伴着她，在介绍冰心晚年生活状况的多幅照片中，也有猫咪蹲着或趴在她的书桌上，看着老人读书或写字的画面。在展览的介绍中说：当冰心老人以接近百岁高龄去世之后，这只猫也因怀念主人不久也随她而去了。因此，老人的后辈便将猫制成标本，让它长久地陪伴在老人身旁。

　　在这次歌剧节上，恰巧上演了一部描写上世纪20年代中国青年的爱情悲剧——《紫藤花》，这是根据鲁迅的小说《伤逝》改编的，内容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的一对青年恋人、涓生和子君不顾封建家长的反对而同居了，他们的行为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和社会的摒弃，涓生甚至因此被工作的机关开除，由此两人生活陷入困境，最终，子君被封建的家长接回家去，忧郁地病故，而涓生也落魄而不知所终。改革开放之后，由韩伟、施光南等将之改编为室内抒情歌剧演出，忠实于鲁迅原作的悲剧性结局。

　　在此次歌剧节上，厦门工学院郑小瑛歌剧中心为了进校园演出，将之作了进一步压缩改编，将子君故去的悲剧性结局改为她再度离家出走，将剧中主要曲名“紫藤花”作为剧名。在这里，我们且不讨论这样缩编的得失，而将作品主人公的命运和前面提到的像冰心这样的与子君、涓生等，生活在相同社会环境中的青年的婚姻状况作一些比较，就会发现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众所周知，在这时期里，文化界如谢、吴那样的还有几对佳偶：梁思成与林徽因、沈从文与张兆和、钱锺书与杨绛，甚至鲁迅与许广平……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不是没有波折坎坷，也有的一方先逝如鲁迅、林徽因，但是在他们的婚姻存续期间，却获得了社会广泛的承认和尊重。前面提到的诸位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婚姻，都是“自由恋爱”的，他们有的举行了结婚仪式，有的如鲁迅与许广平却是没有“正式结婚”的，但是，由于他们上辈的开明，包括如鲁迅的母亲，他们的婚姻首先就没有家庭的封建阻力。再者，他们双方都是才华出众，有足以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能力，无需依赖对方或家庭，即使在解放前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也都还能够生存得下去。因此，造成子君和涓生悲剧的原因，既有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对他们感情的不理解，是否也有他们与社会上的保守旧习斗争的勇气与毅力不足？甚至也包括缺乏奋斗求生存的能力？鲁迅对其作品里的主人公们的悲惨命运，除了“哀其不幸”之外，是否也含有“怒其不争”的深意？

　　我还想到了另一位带传奇色彩的女性——锦江饭店的创始人董竹君，她生存的年代和《伤逝》中的子君相近，而且出身比子君寒微得多，自幼因家境贫穷而被“典”入娼门，幸好在梳拢前夕被有新思想的四川军阀夏之时娶走，两人曾一同赴日本留学，在四川创办过工厂，然后她又脱离了夏家独自来到上海创办了锦江茶室和以川味擅长的餐馆，直至集餐饮和住宿为一体的锦江大饭店，成为了上海有名的女企业家。解放后，由于她在经营茶室时期，受到了当时借茶室活动的进步文化人如田汉等的影响，思想进步，于是便将全部产业无偿地献给了国家，最后在北京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终其天年。当然，不是每一个女青年都能够有谢冰心等“才女”们的才华，甚至机遇，也未必都能够具有如董竹君那样的经营企业的眼光与能力，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以前人为榜样，那么，在今天远比解放前合理的社会条件下，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埋怨社会不公，而应当自强不息，努力不止，去创造幸福。（刘诗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