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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编著--中国年鉴
《管子[GuanZi]》是一部内容庞杂的先秦著作,书中含有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SiXiang],以及政治、经济[JingJi]、军事理论和天文、历数、地理和农业知识,蕴涵着许多中国早期文化的精华,其资料之宏博,价值之宝贵,在中国文献宝库中居重要地位。
管仲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曾辅助齐桓公称霸,为齐国的强盛奠定基础。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的治国方针一直被齐人沿用,可见管仲的治国思想[SiXiang]影响是很深的。管仲在政务之余也记录了自己的思想[SiXiang],后人(主要是管仲学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本重要著作——《管子[GuanZi]》。 《管子[GuanZi]》的成书过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管仲在世之时由于其功业显赫, “立言”精辟,他的追随者便开始收集整理其言行,春秋中后期管仲的事迹和学说被管仲学派传人丰富发展,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及其学说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稷下学宫建立后,管仲学派与百家争鸣交流,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从而为《管子[GuanZi]》一书的完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管子[GuanZi]》一书非一人一世之作。那么《管子[GuanZi]》是否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SiXiang]体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它是齐国管仲学派学术成果的总结。
西汉刘向编订《管子[GuanZi]》之前, 《管子[GuanZi]》就有流传。刘向编定的《管子[GuanZi]》存目86篇,实存76篇,分8部分: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9篇、短语18篇、区言5篇、杂篇13篇、管子[GuanZi]解5篇、管子[GuanZi]轻重[QingZhong]19篇。 “经言”较多保存了管仲治齐的原始思想[SiXiang],被奉为经典; “内言”诸篇较多地记载了管仲的功业和言行; “外言”与“内言”没有明确分野。 “短语”似指篇幅短小,但其中的《君臣》 、《侈靡》等篇则为特长篇; “区言”内容不详; “杂篇”内容驳杂;“管子[GuanZi]解”是对若干篇目的诠解;“轻重[QingZhong]”是一组论题集中的有关经济[JingJi]和政治思想[SiXiang]的专题论文。
《管子[GuanZi]》经刘向删订后,在两汉得到广泛流传,六朝士人多以谈功利为耻, 《管子[GuanZi]》一书少有注解,直到唐朝才由房玄龄、尹知章等加以整理注释。今天所见到的《管子[GuanZi]》的最早刻本为宋代杨忱本。 《管子[GuanZi]》研究的复兴期是在宋元时期,朱熹、叶适、王应麟等名家均有著述。明清二代是《管子[GuanZi]》研究的昌盛期,明朝影响较大的刻本是赵用贤的《管韩合刻》本。但明人多以己意擅改古书,价值不大。清人重新校释,有戴望《管子[GuanZi]校正》,也有不少评点本,有—定价值。民国时期《管子[GuanZi]》研究继续发展,名家名作辈出,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的《管子[GuanZi]集校》开拓了新领域,近代对《管子[GuanZi]》的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研究日益增多。
作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 《管子[GuanZi]》一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宏博精深,从现代学科体系角度来看,在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包含哲学、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军事、财政、经济[JingJi]、教育、伦理、心理、史学、文学、音乐、医学以及农学、水文、地理、天文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其中以哲学、政治、军事、经济[JingJi]、教育等方面的思想[SiXiang]最为丰富。
《管子[GuanZi]》的哲学思想[SiXiang]以道家思想[SiXiang]为核心, 《心术》、 《白心》、 《内业》、 《宙合》等篇章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老子的宇宙观以“道”为“万物之宗”,认为[RenWei]“道生万物”。 《管子[GuanZi]》对道的认识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道”是无形无声的,宇宙万物都本原于“道”,道虽无形无象,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却是万物得以生成的依据;第二,道无上无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第三,道是天下之“至大”,又是天下之“至少”,是二者的统一。另外, 《管子[GuanZi]》的“道”还具有客观规律的含义,它认为[RenWei]天地各有其运行规律,人要把握这一规律,只有通过修心静意,心静气理就可以得“道”。
《管子[GuanZi]》还对世界的本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水有很多优良品性,并构成万物,水无处不在,万物皆得水而生,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动物直至人,都由水而生,草木的花、根、实皆赖水而生,鸟兽有了水,才能生长良好,至于人类更离不开水,人的五脏、九窍、五虑都是由水而成,甚至人的眼、口、鼻、耳等生理器官和视、听、嗅、言、思等能力也都是由水集而成。这种万物皆由水构成的思想[SiXiang]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想[SiXiang],是对宏观物质世界本原的揭示。 《管子[GuanZi]》中还提出水有许多特性可以和人的道德品质相比附。如水有“仁”性、 439“精”性、 “正”性、 “义”性、 “谦卑”等性情。水还是衡量万物的标准, 《管子[GuanZi]》以人的品性比附水的自然属性,也是想论证水为万物本原的一个论据。另外,水还对社会风俗习惯和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各国的不同风情是由各国的不同水情决定的。
《管子[GuanZi]》在认识论上也有创新,它批判继承了老子“涤除玄览”的认识方式,形成了自己“静因之道”的认识原则。 “静因之道”的实质是抛弃主观成见,根据客观事物的实际,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遵循客观规律。 《管子[GuanZi]》指出认识的取得是认识主体对客观的反映,要获得认识,首先要区分认识的主客体。为了更好地认知世界, 《管子[GuanZi]》强调要加强认识主体的修养。认识主体中,存在着“心官”和“感官”两部分,感性的把握要通过“感官”来完成,而理性的取得须经过“心官”的抽象,要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就要使“心官”和“感官”密切配合。在“心官”和“感官”二者中, “心官”是主要的, 《管子[GuanZi]》特别重视“治心”,加强认识主体的修养,使心灵虚静专一。 《管子[GuanZi]》还主张要虚静地对待事物,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以恰如其分的名称,才能使“名”“实”相符。这种处心以静而御外物的观点,要求“洁其宫(心灵),开其门(感知),去私毋言,神明若存”,与老子所谓“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的主张完全不同。
《管子[GuanZi]》一书中还推衍了“五行相生”的学说,如在《幼官》、 《四时》、 《五行》、 《轻重[QingZhong]乙》等篇中,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将五行配于四时,并把时令、方物以及治国、用兵之术都与四时、五行相联系,论述了“阴阳互行”、 “五行相生”、 “天人感应”等思想[SiXiang],对后世影响较大。
《管子[GuanZi]》的政治思想[SiXiang]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基本原则,主张对内养老抚孤,对外存亡继绝,上引导国君全心为公,下教导百姓遵守规范,以期达到“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的效果。
《管子[GuanZi]》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霸言》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把老百姓当做国家的根本、社稷的基础,体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以人为本”的关键是富民、爱民。富民是《管子[GuanZi]》民本思想[SiXiang]的重要内容,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要富民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如何爱民, 《管子[GuanZi]》概括为六兴:一是“厚其生”,即解决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二是“输之以财”,加强市场的建设,使货物流通;三是“遣之以利”,加强水利建设;四是“宽其政”,即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五是“匡其急”,就是扶贫助弱;六是“振其穷”,帮助接济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管子[GuanZi]》的政治思想[SiXiang]还包括礼法并用的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五辅》对于“礼”是这样说的: “礼有八经……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可见礼就是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各自要遵循的行为规范,就是当时的君主制和等级制度。
礼不仅对不同层次的个人有规范节制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礼在社会群体中主要起“别上下尊卑”的作用,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等各方面都要确立一定的礼节规范,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中尤以君臣关系为重。 《管子[GuanZi]》中有四维、八义之说, 《管子[GuanZi]·牧民》说: “国有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作,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子[GuanZi]·五辅》说: “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以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礼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如此之大,怎样才能使之更好地推行呢?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首先要明君臣上下应守之本分,只有各自的身份、职责、言行有明确的规定,才能施行礼治;其次君主要以身作则,自己守礼,同时要教化民众 知礼守礼;再次是要实行富民政策,使人民顺之、从之,然后导之以礼,教之以礼,达到礼治的普遍推行。
《管子[GuanZi]》倡导礼治的同时也强调法制,认为[RenWei]法的本质是确定不易的程式和仪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准绳。 《管子[GuanZi]·七法》这样说: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具有至高性、强制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等特征。法的功能主要有:一是法以尊君,树立君主权威;二是法以使官;三是法以御民;四是法以断是非。其中法以尊君是其主要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法的功能,必须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立法要顺民之好恶,依自然之道,简易划一,法一经制定、公开,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为上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下者要严格遵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行法制。
《管子[GuanZi]》的这一关于礼法并用的政治思想[SiXiang],为战国后期的荀子所推崇,一直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袭用,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
《管子[GuanZi]》一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重视经济[JingJi]问题,对当时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经济[JingJi]现象,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书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涉及经济[JingJi],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集中论述经济[JingJi]问题,这是非常罕见的。在过去“重义轻利”的时代, 《管子[GuanZi]》中的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一直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梁启超在《管子[GuanZi]评传》中首倡其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其后才得以广泛研究。 《管子[GuanZi]》的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讨论自然经济[JingJi],另一部分讨论商品[ShangPin]经济[JingJi]。
在自然经济[JingJi]方面, 《管子[GuanZi]》首先肯定经济[JingJi]对人们的思想[SiXiang]起决定作用, 《牧民篇》说: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治理国家应先从经济[JingJi]入手, 《治国篇》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明确指出要富国必先富民。 《管子[GuanZi]》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作用,认为[RenWei]农业生产是富民强国的基础,因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来源,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是战争[ZhanZheng]和取胜的物质基础。 《管子[GuanZi]》强调以农业为本,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控制着奢侈品的生产,主张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富商兼并,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管子[GuanZi]》还主张薄税敛、税收要适度。
在商品[ShangPin]经济[JingJi]方面, 《管子[GuanZi]》提出了轻重[QingZhong]论,广义的“轻重[QingZhong]”指封建帝王的统治之术,狭义的“轻重[QingZhong]”指国家控制商品[ShangPin]流通的理论和措施,主要指包括价格论、货币论、商品[ShangPin]的轻重[QingZhong]和消费论等商品[ShangPin]流通领域的理论。 《管子[GuanZi]》轻重[QingZhong]论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反映的是古代人对商品[ShangPin]流通领域中的商品[ShangPin]货币的多寡、物价的高低以及变化规律的认识,称之为轻重[QingZhong]之学;另一方面是指商品[ShangPin]流通中的经济[JingJi]调控手段,称之为轻重[QingZhong]之术。
轻重[QingZhong]之学主要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ShangPin]轻重[QingZhong]关系的理论三部分内容。首先,价格理论。 《国蓄篇》说: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视物之轻重[QingZhong]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认为[RenWei]商品[ShangPin]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客观规律,市场上商品[ShangPin]的价格受商品[ShangPin]供应量的影响,国家应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情况,通过政令的发布来达到影响商品[ShangPin]价格、控制市场财物的目的。其次,货币理论。 《管子[GuanZi]》把货币看成流通手段。货币和商品[ShangPin]具有相反的轻重[QingZhong]关系,运用商品[ShangPin]货币关系来调节商品[ShangPin]供求,调整市场价格,充实国家财政,这是《管子[GuanZi]》轻重[QingZhong]论的基本内容。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君必须垄断铸币权,控制商品[ShangPin]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这有利于国家垄断价格的形成。掌握了货币,结合行政干预手段,把粮食等重要商品[ShangPin]控制起来,以影响其他商品[ShangPin]的流通,调动人民为自己的经济[JingJi]计划服务。第三,商品[ShangPin]轻重[QingZhong]关系理论。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商品[ShangPin]、谷物与货币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轻重[QingZhong]关系,从某一单一商品[ShangPin]来看,其轻重[QingZhong]取决于该商品[ShangPin]量在市场流通中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政令的干预。不同商品[ShangPin]间存在着复杂的轻重[QingZhong]关系。 《山至数篇》和《乘马数篇》认为[RenWei]: “币重则万物轻,币 轻则万物重。” “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 “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三者中“谷独贵独贱”,强调了粮食的地位。
为达到“利出一孔”、 “其国无敌”的目的, 《管子[GuanZi]》把“轻重[QingZhong]”理论运用到财政经济[JingJi]之中,根据“轻重[QingZhong]”原则对商品[ShangPin]经济[JingJi]进行管理,其中的某些具体措施和方法,就称之为轻重[QingZhong]之术,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根据轻重[QingZhong]原则,国家对人民所轻的予以购进,对人民所重的予以抛售。在物价降低时,提高该商品[ShangPin]价格收购市场上跌幅大的货物,从而使物价稳定;在物价高时,以较低的价格抛售该商品[ShangPin],使价格回落。二是对粮食、盐、铁等商品[ShangPin]进行专营形成垄断价格,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三是垄断货币,用控制货币投放和管理的“币乘马”措施来控制货币的市场投入量。四是把山林、川泽、草莱、矿产等资源收归国家所有,目的是防止少数人牟取暴利,消除贫富分化。五是运用高下之策,掌握外贸主动权。在国际贸易中, 《管子[GuanZi]》主张灵活运用轻重[QingZhong]之术达到商战制胜的目的。对本国缺少而又重要的商品[ShangPin],要保证其不能外流,而且要抬高其价格,引进他国的物资为我所用;对于本国剩余的商品[ShangPin],则采取低价倾销政策。
在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问题上, 《管子[GuanZi]》大胆提出“奢靡观”,类似今天所说的扩大消费内需。 《管子[GuanZi]·侈靡篇》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就是吃味道最好的食物,欣赏最美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画图画后再煮着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真是太奢侈了。《管子[GuanZi]》的奢侈观对一般老百姓和富人是有分别的,主张富人要尽量奢侈,放散资财,这样老百姓才能有活干,才能有饭吃。《管子[GuanZi]》经常告诫人们要“慎贵”、 “慎民”、 “慎富”,认为[RenWei]侈俭都应有一个限度。在一定限度内提倡高消费,这样增加就业,分散财利,避免财利过分集中,还能起到赈救荒灾、刺激生产、扩大市场的作用,可见其奢侈观即消费观是十分先进的。
《管子[GuanZi]》的轻重[QingZhong]理论是以封建社会的商品[ShangPin]流通过程为研究的对象,并对此做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国家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活动规律的理论。这种活动规律除具有私人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的性质外,还具有国家政权的超经济[JingJi]强制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全面体现了管仲的谋略在经济[JingJi]中的运用。
《管子[GuanZi]》的军事思想[SiXiang]内涵丰富。在战争[ZhanZheng]观上:一是慎战观。《管子[GuanZi]》说: “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又说: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既看到了战争[ZhanZheng]的作用,又主张慎重从战,不可轻易用兵。二是义利观。在战争[ZhanZheng]问题上提倡“举之必义”, “胜战有理”,战争[ZhanZheng]要合道义和正义。三是军政观。提出“作内政以寄军令”,把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联为一体,认为[RenWei]国富是强兵的基础。四是军民观。 《管子[GuanZi]》说: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又说: “凡兵之胜,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 《管子[GuanZi]》还认为[RenWei]用兵要懂用兵之“道”,要按战争[ZhanZheng]的客观规律办事,全面考察战争[ZhanZheng]的利弊得失。可见《管子[GuanZi]》认识到战争[ZhanZheng]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军备不可废,又认识到战争[ZhanZheng]必须是正义的,反对盲目用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其战争[ZhanZheng]观的一个卓见。
《管子[GuanZi]》的建军思想[SiXiang]也很有特色。 《管子[GuanZi]》很重视赏罚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也重视对军队的教育训练,规定了训练的内容:“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司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在教育方法上强调要根据战争[ZhanZheng]的实际需要,对士兵进行灵活的军事训练,不固守一法。 《管子[GuanZi]》有一套武器装备理论,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视为战争[ZhanZheng]取胜的关键,认为[RenWei]要想在战争[ZhanZheng]中取胜,必须在武器装备上胜过敌人,有了精良的武器,就能在战争[ZhanZheng]中减少士兵的伤亡。为了达到加强军事装备的目的, 《管子[GuanZi]》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聚天下之精材”做武器装备,二是高薪聘请能工巧匠制造兵器,三是要对装备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查和保管。另外,还针对齐军装备不足的现实,制定了用军械赎罪的刑法,有效地充实了军备。
《管子[GuanZi]》中还反映了丰富的战争[ZhanZheng]策略:一是先胜论,即对战争[ZhanZheng]全局做战略分析,估计胜败的条件,考察战争[ZhanZheng]的时间、地点和敌人的虚实;二是全胜论, 《禁藏篇》列举了五种通过计谋攻取敌国的手段,可谓诡计百出,例如管仲用高价收买生鹿的方式,使楚人忙于猎鹿、贩鹿而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奇缺,最终臣服于齐国;三是伐交论,强调要保持强大势力对敌人构成威胁,要亲仁善邻反对四面树敌,还要多方面干扰敌国使敌内外交困;四是威慑论,认为[RenWei]对敌不仅要示之以武,而且要示之以爱,示之以利,恩威并举,仁武齐用,威慑作用就很大;五是突袭论,要求善于保守军事机密,发兵迅速,出其不意。 《霸言篇》和《制分篇》还论述了避实而攻虚的思想[SiXiang], 《地图篇》记载了军事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可见《管子[GuanZi]》非常重视军事谋略在战争[ZhanZheng]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方法,如政治战、经济[JingJi]战、颠覆战和思想[SiXiang]战等,即不通过军事形式运用政治、经济[JingJi]、外交思想[SiXiang]方面的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管子[GuanZi]》对伦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其伦理观主要包括人性论、道德观、义利观等内容。
《管子[GuanZi]·侈靡篇》说: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 《禁藏篇》说: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见“唯利所处”、“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性。 《管子[GuanZi]》主张顺从民心,顺民性情,但是又认为[RenWei]要正当取利,有所节制,这只有在富民的基础上才能施之以德教。 《管子[GuanZi]》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了礼、义、德、仁、廉、耻、孝、悌、忠信等道德范畴,其中礼、义等为主要范畴, “礼”有八经, “义”有七种,而“德政”是最终目的。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道德有利于国家政令的实施,有利于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个人的成长有重要作用,用人上强调德才兼备、唯才是举的方针。 《管子[GuanZi]》很重视加强对民众的教育。 《管子[GuanZi]》中有一段千古传诵的育人佳句: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可见《管子[GuanZi]》是十分重视教育的。特别是注重道德教育,以礼义规范百姓,务期教化成俗,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
齐国实行“四民分业”的政策,这是一种政治、军事、经济[JingJi]措施,同时也是一种对全民进行职业教育的社会措施。职业教育分为四种:一是军士教育, 《小匡篇》说: “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 “士”为四民之首,主要指军士,对他们要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军事教育。二是农事教育,主要是劝民农桑,号召人们重农时,采取“相地而衰”的农业政策,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工程。三是手工业教育, 《轻重[QingZhong]乙》、 《海王》、 《乘马》等篇记载了许多重视制造生产工具的言论和生产工具的名称,确立了同业相聚、父子相承、进行劳动技术竞赛的政策等内容。四是商业教育,让商人相聚而居,了解市场行情,传授行商经验,发展商业经营。
《管子[GuanZi]》一书还有许多科技内容:农业方面, 《乘马篇》和《轻重[QingZhong]甲篇》记载了牛耕技术; 《臣乘马》记载了施肥技术;《度地》和《轻重[QingZhong]乙》记载了水利技术。手工业方面, 《轻重[QingZhong]乙》和《海王》等篇记载了铁制工具的制造与使用; 《轻重[QingZhong]戊》、 《小匡》记载了养蚕和纺织技术。数学方面, 《海王》等篇记述了乘方、整数计算、分数等代数知识和长度、面积、容积的计量单位和其他几何知识; 《宙合篇》则提出了时间,和空间概念; 《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是我国古代物理与数学知识相结合的最早例证,对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有重大贡献。 《管子[GuanZi]》一书还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磁石、最早记载土地分类以及动植物分类和可持续发展思想[SiXiang]的文献。 《内业》等篇还提出了精气生命观、五行脏腑观和养生知识,这些医学观念成为《黄帝内经》及整个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管子[GuanZi]》一书所体现出的哲学、政治、经济[JingJi]、军事等思想[SiXiang]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管子[GuanZi]》的“精气说”继承和改造了老子的道体观,下启荀、韩的唯物主义思想[SiXiang],是我国古代“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源头。 《管子[GuanZi]》的政治思想[SiXiang]是以人本思想[SiXiang]为基础的,开创了以人为本的思想[SiXiang]探索的新时代,表明了对历史发展动力的初步探索。其礼法统一观对法和礼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的基本模式。 《管子[GuanZi]》的“正形摄德”的心术、 “刑名因应之术”、 “上下之分不同任”术以及“无为而治”术构成的君人南面之术,以及君主控制“中央之人,独掌柄授”的威势术、四端七法等思想[SiXiang]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有重要意义。管仲在治理齐国40年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思想[SiXiang]观念,形成了“霸业”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SiXiang]体系,进一步丰富了古代的伦理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经济[JingJi]问题的论述。其中提到的奢靡论、商战、经济[JingJi]调控术等是很有创见的,对后世的经济[JingJi]政策有很大影响,但其中过分夸大国家控制商品[ShangPin]的能力,人为制造商品[ShangPin]价格的失调以及过度的国家垄断和商战思想[SiXiang],存在着不足。
管仲是儒、道、法思想[SiXiang]的先驱者,他的思想[SiXiang]借助于稷下学宫各派人物得以广泛传播,稷下各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思想[SiXiang]。
管仲的思想[SiXiang]博大精深,既有政治的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认知,其认识全面务实,稷下各派就是在研究、探讨、发挥管仲思想[SiXiang]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仲学派就是稷下学宫中最有影响的一派。
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 “三为祭酒”的荀子深受管仲影响:一是荀子的自然天道观是在吸收了管仲自然观中唯物主义的成分基础上形成的;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勘天主义思想[SiXiang]是对管仲“人君天地”思想[SiXiang]的深化;三是荀子继承发展了管子[GuanZi]礼与法统一的思想[SiXiang],荀子的王霸观就是管仲礼法并举的思想[SiXiang]的发展。
黄老之学的体系基本上是稷下学者建立的。 《管子[GuanZi]》书中的《白心》、 《内业》、 《心术》上下等文章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基础。稷下法家学派是以阐发管仲的法治思想[SiXiang]为主要任务的,它把管仲的礼法并举的法治思想[SiXiang]继承下来而形成了完整的法治思想[SiXiang]。管仲的军事思想[SiXiang]如对战争[ZhanZheng]的认识、军队建设、军事装备、军事战略等内容对稷下兵学派有重大影响。管仲对稷下影响较为突出的是阴阳五行学说。 《管子[GuanZi]》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集中在《幼官》、 《四时》、 《五行》、《轻重[QingZhong]乙》等篇中, 《管子[GuanZi]》的阴阳五行思想[SiXiang]内容有五行相生说、阴阳五行融合说。稷下学派的邹衍深受《管子[GuanZi]》五行说的影响而创造了自己的阴阳五行说,主要有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等。稷下学宫各派百家争鸣的问题也与管子[GuanZi]的思想[SiXiang]密切相关,如:王霸之辩与大一统思想[SiXiang]、义利观、天人之学等。
管仲及管仲学派留下的《管子[GuanZi]》一书,由于时代和阶级等的局限,有些内容已失去了价值,但有些思想[SiXiang]仍熠熠闪光。 《管子[GuanZi]》提出了礼法统一的思想[SiXiang],反复强调法立令行、令行禁止的根本保证是作为法令制定者(主要是国君)要以身作则,道出了法治思想[SiXiang]的精髓,即管仲法制思想[SiXiang]包含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SiXiang]。
管仲是春秋末年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曾辅助齐桓公称霸,为齐国的强盛奠定基础。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的治国方针一直被齐人沿用,可见管仲的治国思想[SiXiang]影响是很深的。管仲在政务之余也记录了自己的思想[SiXiang],后人(主要是管仲学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本重要著作——《管子[GuanZi]》。 《管子[GuanZi]》的成书过程是历史发展的结果。管仲在世之时由于其功业显赫, “立言”精辟,他的追随者便开始收集整理其言行,春秋中后期管仲的事迹和学说被管仲学派传人丰富发展,战国时期管仲学派及其学说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稷下学宫建立后,管仲学派与百家争鸣交流,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从而为《管子[GuanZi]》一书的完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见《管子[GuanZi]》一书非一人一世之作。那么《管子[GuanZi]》是否有一个统一完整的思想[SiXiang]体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它是齐国管仲学派学术成果的总结。
西汉刘向编订《管子[GuanZi]》之前, 《管子[GuanZi]》就有流传。刘向编定的《管子[GuanZi]》存目86篇,实存76篇,分8部分: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9篇、短语18篇、区言5篇、杂篇13篇、管子[GuanZi]解5篇、管子[GuanZi]轻重[QingZhong]19篇。 “经言”较多保存了管仲治齐的原始思想[SiXiang],被奉为经典; “内言”诸篇较多地记载了管仲的功业和言行; “外言”与“内言”没有明确分野。 “短语”似指篇幅短小,但其中的《君臣》 、《侈靡》等篇则为特长篇; “区言”内容不详; “杂篇”内容驳杂;“管子[GuanZi]解”是对若干篇目的诠解;“轻重[QingZhong]”是一组论题集中的有关经济[JingJi]和政治思想[SiXiang]的专题论文。
《管子[GuanZi]》经刘向删订后,在两汉得到广泛流传,六朝士人多以谈功利为耻, 《管子[GuanZi]》一书少有注解,直到唐朝才由房玄龄、尹知章等加以整理注释。今天所见到的《管子[GuanZi]》的最早刻本为宋代杨忱本。 《管子[GuanZi]》研究的复兴期是在宋元时期,朱熹、叶适、王应麟等名家均有著述。明清二代是《管子[GuanZi]》研究的昌盛期,明朝影响较大的刻本是赵用贤的《管韩合刻》本。但明人多以己意擅改古书,价值不大。清人重新校释,有戴望《管子[GuanZi]校正》,也有不少评点本,有—定价值。民国时期《管子[GuanZi]》研究继续发展,名家名作辈出,新中国建立后,郭沫若的《管子[GuanZi]集校》开拓了新领域,近代对《管子[GuanZi]》的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研究日益增多。
作为“管仲学派”的著作汇编, 《管子[GuanZi]》一书的内容包罗万象,宏博精深,从现代学科体系角度来看,在这个“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中,包含哲学、政治、法律、行政管理、军事、财政、经济[JingJi]、教育、伦理、心理、史学、文学、音乐、医学以及农学、水文、地理、天文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其中以哲学、政治、军事、经济[JingJi]、教育等方面的思想[SiXiang]最为丰富。
《管子[GuanZi]》的哲学思想[SiXiang]以道家思想[SiXiang]为核心, 《心术》、 《白心》、 《内业》、 《宙合》等篇章继承发展了老子的学说。老子的宇宙观以“道”为“万物之宗”,认为[RenWei]“道生万物”。 《管子[GuanZi]》对道的认识有以下几方面:第一, “道”是无形无声的,宇宙万物都本原于“道”,道虽无形无象,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却是万物得以生成的依据;第二,道无上无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存在于自然万物之中;第三,道是天下之“至大”,又是天下之“至少”,是二者的统一。另外, 《管子[GuanZi]》的“道”还具有客观规律的含义,它认为[RenWei]天地各有其运行规律,人要把握这一规律,只有通过修心静意,心静气理就可以得“道”。
《管子[GuanZi]》还对世界的本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水有很多优良品性,并构成万物,水无处不在,万物皆得水而生,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再到动物直至人,都由水而生,草木的花、根、实皆赖水而生,鸟兽有了水,才能生长良好,至于人类更离不开水,人的五脏、九窍、五虑都是由水而成,甚至人的眼、口、鼻、耳等生理器官和视、听、嗅、言、思等能力也都是由水集而成。这种万物皆由水构成的思想[SiXiang]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想[SiXiang],是对宏观物质世界本原的揭示。 《管子[GuanZi]》中还提出水有许多特性可以和人的道德品质相比附。如水有“仁”性、 439“精”性、 “正”性、 “义”性、 “谦卑”等性情。水还是衡量万物的标准, 《管子[GuanZi]》以人的品性比附水的自然属性,也是想论证水为万物本原的一个论据。另外,水还对社会风俗习惯和人的性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各国的不同风情是由各国的不同水情决定的。
《管子[GuanZi]》在认识论上也有创新,它批判继承了老子“涤除玄览”的认识方式,形成了自己“静因之道”的认识原则。 “静因之道”的实质是抛弃主观成见,根据客观事物的实际,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遵循客观规律。 《管子[GuanZi]》指出认识的取得是认识主体对客观的反映,要获得认识,首先要区分认识的主客体。为了更好地认知世界, 《管子[GuanZi]》强调要加强认识主体的修养。认识主体中,存在着“心官”和“感官”两部分,感性的把握要通过“感官”来完成,而理性的取得须经过“心官”的抽象,要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就要使“心官”和“感官”密切配合。在“心官”和“感官”二者中, “心官”是主要的, 《管子[GuanZi]》特别重视“治心”,加强认识主体的修养,使心灵虚静专一。 《管子[GuanZi]》还主张要虚静地对待事物,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给以恰如其分的名称,才能使“名”“实”相符。这种处心以静而御外物的观点,要求“洁其宫(心灵),开其门(感知),去私毋言,神明若存”,与老子所谓“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的主张完全不同。
《管子[GuanZi]》一书中还推衍了“五行相生”的学说,如在《幼官》、 《四时》、 《五行》、 《轻重[QingZhong]乙》等篇中,将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将五行配于四时,并把时令、方物以及治国、用兵之术都与四时、五行相联系,论述了“阴阳互行”、 “五行相生”、 “天人感应”等思想[SiXiang],对后世影响较大。
《管子[GuanZi]》的政治思想[SiXiang]以顺民心、利民生为基本原则,主张对内养老抚孤,对外存亡继绝,上引导国君全心为公,下教导百姓遵守规范,以期达到“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的效果。
《管子[GuanZi]》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霸言》说:“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把老百姓当做国家的根本、社稷的基础,体现出强烈的人本主义倾向。“以人为本”的关键是富民、爱民。富民是《管子[GuanZi]》民本思想[SiXiang]的重要内容,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要富民必须首先发展生产,尤其是发展农业生产。对于如何爱民, 《管子[GuanZi]》概括为六兴:一是“厚其生”,即解决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二是“输之以财”,加强市场的建设,使货物流通;三是“遣之以利”,加强水利建设;四是“宽其政”,即轻徭薄赋,不夺农时;五是“匡其急”,就是扶贫助弱;六是“振其穷”,帮助接济没有生活来源的人。
《管子[GuanZi]》的政治思想[SiXiang]还包括礼法并用的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五辅》对于“礼”是这样说的: “礼有八经……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可见礼就是处于不同地位的人各自要遵循的行为规范,就是当时的君主制和等级制度。
礼不仅对不同层次的个人有规范节制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礼在社会群体中主要起“别上下尊卑”的作用,社会中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等各方面都要确立一定的礼节规范,来协调相互间的关系,这些关系中尤以君臣关系为重。 《管子[GuanZi]》中有四维、八义之说, 《管子[GuanZi]·牧民》说: “国有四维……一日礼,二日义,三日廉,四日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作,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管子[GuanZi]·五辅》说: “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以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礼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如此之大,怎样才能使之更好地推行呢?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首先要明君臣上下应守之本分,只有各自的身份、职责、言行有明确的规定,才能施行礼治;其次君主要以身作则,自己守礼,同时要教化民众 知礼守礼;再次是要实行富民政策,使人民顺之、从之,然后导之以礼,教之以礼,达到礼治的普遍推行。
《管子[GuanZi]》倡导礼治的同时也强调法制,认为[RenWei]法的本质是确定不易的程式和仪表,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准绳。 《管子[GuanZi]·七法》这样说: “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具有至高性、强制性、公正性、统一性、稳定性等特征。法的功能主要有:一是法以尊君,树立君主权威;二是法以使官;三是法以御民;四是法以断是非。其中法以尊君是其主要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法的功能,必须做好立法、司法和守法三个环节。立法要顺民之好恶,依自然之道,简易划一,法一经制定、公开,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为上者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为下者要严格遵守,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行法制。
《管子[GuanZi]》的这一关于礼法并用的政治思想[SiXiang],为战国后期的荀子所推崇,一直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所袭用,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模式。
《管子[GuanZi]》一书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重视经济[JingJi]问题,对当时出现的几乎所有的经济[JingJi]现象,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书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涉及经济[JingJi],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集中论述经济[JingJi]问题,这是非常罕见的。在过去“重义轻利”的时代, 《管子[GuanZi]》中的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一直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梁启超在《管子[GuanZi]评传》中首倡其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其后才得以广泛研究。 《管子[GuanZi]》的经济[JingJi]思想[SiXiang]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讨论自然经济[JingJi],另一部分讨论商品[ShangPin]经济[JingJi]。
在自然经济[JingJi]方面, 《管子[GuanZi]》首先肯定经济[JingJi]对人们的思想[SiXiang]起决定作用, 《牧民篇》说: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治理国家应先从经济[JingJi]入手, 《治国篇》说: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明确指出要富国必先富民。 《管子[GuanZi]》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作用,认为[RenWei]农业生产是富民强国的基础,因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来源,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是战争[ZhanZheng]和取胜的物质基础。 《管子[GuanZi]》强调以农业为本,加强农业生产的同时也控制着奢侈品的生产,主张运用行政手段控制富商兼并,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管子[GuanZi]》还主张薄税敛、税收要适度。
在商品[ShangPin]经济[JingJi]方面, 《管子[GuanZi]》提出了轻重[QingZhong]论,广义的“轻重[QingZhong]”指封建帝王的统治之术,狭义的“轻重[QingZhong]”指国家控制商品[ShangPin]流通的理论和措施,主要指包括价格论、货币论、商品[ShangPin]的轻重[QingZhong]和消费论等商品[ShangPin]流通领域的理论。 《管子[GuanZi]》轻重[QingZhong]论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反映的是古代人对商品[ShangPin]流通领域中的商品[ShangPin]货币的多寡、物价的高低以及变化规律的认识,称之为轻重[QingZhong]之学;另一方面是指商品[ShangPin]流通中的经济[JingJi]调控手段,称之为轻重[QingZhong]之术。
轻重[QingZhong]之学主要包括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ShangPin]轻重[QingZhong]关系的理论三部分内容。首先,价格理论。 《国蓄篇》说: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视物之轻重[QingZhong]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认为[RenWei]商品[ShangPin]价格不断围绕一个轴心上下波动是客观规律,市场上商品[ShangPin]的价格受商品[ShangPin]供应量的影响,国家应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情况,通过政令的发布来达到影响商品[ShangPin]价格、控制市场财物的目的。其次,货币理论。 《管子[GuanZi]》把货币看成流通手段。货币和商品[ShangPin]具有相反的轻重[QingZhong]关系,运用商品[ShangPin]货币关系来调节商品[ShangPin]供求,调整市场价格,充实国家财政,这是《管子[GuanZi]》轻重[QingZhong]论的基本内容。要实现这一目标,国君必须垄断铸币权,控制商品[ShangPin]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这有利于国家垄断价格的形成。掌握了货币,结合行政干预手段,把粮食等重要商品[ShangPin]控制起来,以影响其他商品[ShangPin]的流通,调动人民为自己的经济[JingJi]计划服务。第三,商品[ShangPin]轻重[QingZhong]关系理论。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商品[ShangPin]、谷物与货币之间存在着相应的轻重[QingZhong]关系,从某一单一商品[ShangPin]来看,其轻重[QingZhong]取决于该商品[ShangPin]量在市场流通中的多少,取决于国家政令的干预。不同商品[ShangPin]间存在着复杂的轻重[QingZhong]关系。 《山至数篇》和《乘马数篇》认为[RenWei]: “币重则万物轻,币 轻则万物重。” “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 “币重则谷轻,币轻则谷重。”三者中“谷独贵独贱”,强调了粮食的地位。
为达到“利出一孔”、 “其国无敌”的目的, 《管子[GuanZi]》把“轻重[QingZhong]”理论运用到财政经济[JingJi]之中,根据“轻重[QingZhong]”原则对商品[ShangPin]经济[JingJi]进行管理,其中的某些具体措施和方法,就称之为轻重[QingZhong]之术,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根据轻重[QingZhong]原则,国家对人民所轻的予以购进,对人民所重的予以抛售。在物价降低时,提高该商品[ShangPin]价格收购市场上跌幅大的货物,从而使物价稳定;在物价高时,以较低的价格抛售该商品[ShangPin],使价格回落。二是对粮食、盐、铁等商品[ShangPin]进行专营形成垄断价格,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三是垄断货币,用控制货币投放和管理的“币乘马”措施来控制货币的市场投入量。四是把山林、川泽、草莱、矿产等资源收归国家所有,目的是防止少数人牟取暴利,消除贫富分化。五是运用高下之策,掌握外贸主动权。在国际贸易中, 《管子[GuanZi]》主张灵活运用轻重[QingZhong]之术达到商战制胜的目的。对本国缺少而又重要的商品[ShangPin],要保证其不能外流,而且要抬高其价格,引进他国的物资为我所用;对于本国剩余的商品[ShangPin],则采取低价倾销政策。
在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问题上, 《管子[GuanZi]》大胆提出“奢靡观”,类似今天所说的扩大消费内需。 《管子[GuanZi]·侈靡篇》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就是吃味道最好的食物,欣赏最美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画图画后再煮着吃,木柴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真是太奢侈了。《管子[GuanZi]》的奢侈观对一般老百姓和富人是有分别的,主张富人要尽量奢侈,放散资财,这样老百姓才能有活干,才能有饭吃。《管子[GuanZi]》经常告诫人们要“慎贵”、 “慎民”、 “慎富”,认为[RenWei]侈俭都应有一个限度。在一定限度内提倡高消费,这样增加就业,分散财利,避免财利过分集中,还能起到赈救荒灾、刺激生产、扩大市场的作用,可见其奢侈观即消费观是十分先进的。
《管子[GuanZi]》的轻重[QingZhong]理论是以封建社会的商品[ShangPin]流通过程为研究的对象,并对此做了全面的理论概括,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国家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活动规律的理论。这种活动规律除具有私人商业资本和国家高利贷资本的性质外,还具有国家政权的超经济[JingJi]强制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特点,全面体现了管仲的谋略在经济[JingJi]中的运用。
《管子[GuanZi]》的军事思想[SiXiang]内涵丰富。在战争[ZhanZheng]观上:一是慎战观。《管子[GuanZi]》说: “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又说: “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此四患者明矣。”既看到了战争[ZhanZheng]的作用,又主张慎重从战,不可轻易用兵。二是义利观。在战争[ZhanZheng]问题上提倡“举之必义”, “胜战有理”,战争[ZhanZheng]要合道义和正义。三是军政观。提出“作内政以寄军令”,把军事组织与行政组织联为一体,认为[RenWei]国富是强兵的基础。四是军民观。 《管子[GuanZi]》说: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又说: “凡兵之胜,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 《管子[GuanZi]》还认为[RenWei]用兵要懂用兵之“道”,要按战争[ZhanZheng]的客观规律办事,全面考察战争[ZhanZheng]的利弊得失。可见《管子[GuanZi]》认识到战争[ZhanZheng]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军备不可废,又认识到战争[ZhanZheng]必须是正义的,反对盲目用兵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这是其战争[ZhanZheng]观的一个卓见。
《管子[GuanZi]》的建军思想[SiXiang]也很有特色。 《管子[GuanZi]》很重视赏罚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也重视对军队的教育训练,规定了训练的内容:“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司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在教育方法上强调要根据战争[ZhanZheng]的实际需要,对士兵进行灵活的军事训练,不固守一法。 《管子[GuanZi]》有一套武器装备理论,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视为战争[ZhanZheng]取胜的关键,认为[RenWei]要想在战争[ZhanZheng]中取胜,必须在武器装备上胜过敌人,有了精良的武器,就能在战争[ZhanZheng]中减少士兵的伤亡。为了达到加强军事装备的目的, 《管子[GuanZi]》提出了三条措施:一是“聚天下之精材”做武器装备,二是高薪聘请能工巧匠制造兵器,三是要对装备进行严格的试验、检查和保管。另外,还针对齐军装备不足的现实,制定了用军械赎罪的刑法,有效地充实了军备。
《管子[GuanZi]》中还反映了丰富的战争[ZhanZheng]策略:一是先胜论,即对战争[ZhanZheng]全局做战略分析,估计胜败的条件,考察战争[ZhanZheng]的时间、地点和敌人的虚实;二是全胜论, 《禁藏篇》列举了五种通过计谋攻取敌国的手段,可谓诡计百出,例如管仲用高价收买生鹿的方式,使楚人忙于猎鹿、贩鹿而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粮食奇缺,最终臣服于齐国;三是伐交论,强调要保持强大势力对敌人构成威胁,要亲仁善邻反对四面树敌,还要多方面干扰敌国使敌内外交困;四是威慑论,认为[RenWei]对敌不仅要示之以武,而且要示之以爱,示之以利,恩威并举,仁武齐用,威慑作用就很大;五是突袭论,要求善于保守军事机密,发兵迅速,出其不意。 《霸言篇》和《制分篇》还论述了避实而攻虚的思想[SiXiang], 《地图篇》记载了军事地理学方面的成就。可见《管子[GuanZi]》非常重视军事谋略在战争[ZhanZheng]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方法,如政治战、经济[JingJi]战、颠覆战和思想[SiXiang]战等,即不通过军事形式运用政治、经济[JingJi]、外交思想[SiXiang]方面的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的效果。
《管子[GuanZi]》对伦理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其伦理观主要包括人性论、道德观、义利观等内容。
《管子[GuanZi]·侈靡篇》说: “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 《禁藏篇》说: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可见“唯利所处”、“趋利避害”是人的自然本性。 《管子[GuanZi]》主张顺从民心,顺民性情,但是又认为[RenWei]要正当取利,有所节制,这只有在富民的基础上才能施之以德教。 《管子[GuanZi]》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了礼、义、德、仁、廉、耻、孝、悌、忠信等道德范畴,其中礼、义等为主要范畴, “礼”有八经, “义”有七种,而“德政”是最终目的。 《管子[GuanZi]》认为[RenWei]道德有利于国家政令的实施,有利于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对个人的成长有重要作用,用人上强调德才兼备、唯才是举的方针。 《管子[GuanZi]》很重视加强对民众的教育。 《管子[GuanZi]》中有一段千古传诵的育人佳句: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可见《管子[GuanZi]》是十分重视教育的。特别是注重道德教育,以礼义规范百姓,务期教化成俗,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
齐国实行“四民分业”的政策,这是一种政治、军事、经济[JingJi]措施,同时也是一种对全民进行职业教育的社会措施。职业教育分为四种:一是军士教育, 《小匡篇》说: “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为士。” “士”为四民之首,主要指军士,对他们要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和军事教育。二是农事教育,主要是劝民农桑,号召人们重农时,采取“相地而衰”的农业政策,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工程。三是手工业教育, 《轻重[QingZhong]乙》、 《海王》、 《乘马》等篇记载了许多重视制造生产工具的言论和生产工具的名称,确立了同业相聚、父子相承、进行劳动技术竞赛的政策等内容。四是商业教育,让商人相聚而居,了解市场行情,传授行商经验,发展商业经营。
《管子[GuanZi]》一书还有许多科技内容:农业方面, 《乘马篇》和《轻重[QingZhong]甲篇》记载了牛耕技术; 《臣乘马》记载了施肥技术;《度地》和《轻重[QingZhong]乙》记载了水利技术。手工业方面, 《轻重[QingZhong]乙》和《海王》等篇记载了铁制工具的制造与使用; 《轻重[QingZhong]戊》、 《小匡》记载了养蚕和纺织技术。数学方面, 《海王》等篇记述了乘方、整数计算、分数等代数知识和长度、面积、容积的计量单位和其他几何知识; 《宙合篇》则提出了时间,和空间概念; 《地员篇》记载的“三分损益法”是我国古代物理与数学知识相结合的最早例证,对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有重大贡献。 《管子[GuanZi]》一书还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磁石、最早记载土地分类以及动植物分类和可持续发展思想[SiXiang]的文献。 《内业》等篇还提出了精气生命观、五行脏腑观和养生知识,这些医学观念成为《黄帝内经》及整个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管子[GuanZi]》一书所体现出的哲学、政治、经济[JingJi]、军事等思想[SiXiang]从不同方面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管子[GuanZi]》的“精气说”继承和改造了老子的道体观,下启荀、韩的唯物主义思想[SiXiang],是我国古代“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的源头。 《管子[GuanZi]》的政治思想[SiXiang]是以人本思想[SiXiang]为基础的,开创了以人为本的思想[SiXiang]探索的新时代,表明了对历史发展动力的初步探索。其礼法统一观对法和礼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做了深入的探索,形成了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专制统治的基本模式。 《管子[GuanZi]》的“正形摄德”的心术、 “刑名因应之术”、 “上下之分不同任”术以及“无为而治”术构成的君人南面之术,以及君主控制“中央之人,独掌柄授”的威势术、四端七法等思想[SiXiang]对于巩固中央集权有重要意义。管仲在治理齐国40年的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思想[SiXiang]观念,形成了“霸业”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SiXiang]体系,进一步丰富了古代的伦理思想[SiXiang]。 《管子[GuanZi]》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经济[JingJi]问题的论述。其中提到的奢靡论、商战、经济[JingJi]调控术等是很有创见的,对后世的经济[JingJi]政策有很大影响,但其中过分夸大国家控制商品[ShangPin]的能力,人为制造商品[ShangPin]价格的失调以及过度的国家垄断和商战思想[SiXiang],存在着不足。
管仲是儒、道、法思想[SiXiang]的先驱者,他的思想[SiXiang]借助于稷下学宫各派人物得以广泛传播,稷下各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思想[SiXiang]。
管仲的思想[SiXiang]博大精深,既有政治的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认知,其认识全面务实,稷下各派就是在研究、探讨、发挥管仲思想[SiXiang]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管仲学派就是稷下学宫中最有影响的一派。
稷下学宫中“最为老师”、 “三为祭酒”的荀子深受管仲影响:一是荀子的自然天道观是在吸收了管仲自然观中唯物主义的成分基础上形成的;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勘天主义思想[SiXiang]是对管仲“人君天地”思想[SiXiang]的深化;三是荀子继承发展了管子[GuanZi]礼与法统一的思想[SiXiang],荀子的王霸观就是管仲礼法并举的思想[SiXiang]的发展。
黄老之学的体系基本上是稷下学者建立的。 《管子[GuanZi]》书中的《白心》、 《内业》、 《心术》上下等文章揭示了黄老之学的基本内容和特征,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基础。稷下法家学派是以阐发管仲的法治思想[SiXiang]为主要任务的,它把管仲的礼法并举的法治思想[SiXiang]继承下来而形成了完整的法治思想[SiXiang]。管仲的军事思想[SiXiang]如对战争[ZhanZheng]的认识、军队建设、军事装备、军事战略等内容对稷下兵学派有重大影响。管仲对稷下影响较为突出的是阴阳五行学说。 《管子[GuanZi]》的阴阳五行学说主要集中在《幼官》、 《四时》、 《五行》、《轻重[QingZhong]乙》等篇中, 《管子[GuanZi]》的阴阳五行思想[SiXiang]内容有五行相生说、阴阳五行融合说。稷下学派的邹衍深受《管子[GuanZi]》五行说的影响而创造了自己的阴阳五行说,主要有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等。稷下学宫各派百家争鸣的问题也与管子[GuanZi]的思想[SiXiang]密切相关,如:王霸之辩与大一统思想[SiXiang]、义利观、天人之学等。
管仲及管仲学派留下的《管子[GuanZi]》一书,由于时代和阶级等的局限,有些内容已失去了价值,但有些思想[SiXiang]仍熠熠闪光。 《管子[GuanZi]》提出了礼法统一的思想[SiXiang],反复强调法立令行、令行禁止的根本保证是作为法令制定者(主要是国君)要以身作则,道出了法治思想[SiXiang]的精髓,即管仲法制思想[SiXiang]包含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S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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