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贯[YiGuan]道”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盛极于1938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时期。它分布于全国，是全国最大的会道门组织。就山东来说，一贯[YiGuan]道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已与圣贤道并列，抗日战争时期则与红枪会同成为在山东分布最广的两大会道门组织。一贯[YiGuan]道政治色彩很浓，对道徒诱惑性很大。它提出“一以贯之”的教义，不仅要融合三教而且还要调和五教为一。1943年，一贯[YiGuan]道曾印行一本名为《万祖归真传》的书。序中说，之所以修撰此书，将各道祖师乩训汇集成篇，为的是以之“作进修之方针，慕道之津梁，收万教归一体，万国成一家”。除宣扬一贯[YiGuan]道“祖师”乩训外，杜撰了耶稣教、基督教、回教等先知与金丹道、同善社、万国道德会、天地门、九宫收圆道、圣贤道、先天道、皈一道等祖师的教诲与祖训，企图把上述有影响的宗教与民间教门都纳入其一贯[YiGuan]大道之中，藉此以显示其所传一贯[YiGuan]道乃是“真道”，是千门万教之源。
　　一贯[YiGuan]道在清朝“末后一著教”基础上发展[FaZhan]而来，到19世纪80年代，刘清虚改教名为一贯[YiGuan]道，取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刘清虚传道[ChuanDao]与前人不同，他不反对现政权统治，在青州府大开普度，将传道[ChuanDao]地区向德州以北、直隶境域内扩展。据说他前后“收度”了4.8万人。刘清虚的家庭曾在朝为仕，他自己又是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封建知识分子，所吸收道徒中有不少属知识分子阶层。他传道[ChuanDao]虽也开始转向农村，但并不广泛。大量转向农村吸收下层群众入道，是从路中一开始的。路中一乃济宁人。他以济宁乡村为阵地，以广大村民为收度对象，设乩坛，借仙佛乩训宣传该道要义，致使该道在农村得到很大发展[FaZhan]。

　　路中一时期，一贯[YiGuan]道设置了严密的组织系统。一贯[YiGuan]道的组织机构称为佛堂[FuTang]。有总佛堂[FuTang]、分佛堂[FuTang]、临时佛堂[FuTang]、家庭佛堂[FuTang]。分佛堂[FuTang]隶属于总佛堂[FuTang]，分设在各地。临时佛堂[FuTang]是传道[ChuanDao]时临时设立的，可以是公共佛堂[FuTang]，也可以是家庭佛堂[FuTang]。家庭佛堂[FuTang]是最基层组织，统属于分佛堂[FuTang]。公共佛堂[FuTang]传道[ChuanDao]度人时，要请仙佛降坛，所以公共佛堂[FuTang]又称“坛”。有总坛和分坛之分。总坛开始重在传道[ChuanDao]，张光璧称师傅后，总坛变成了管理道务的总办事机构。在一贯[YiGuan]道中，师尊和师母是总坛的最高道首。师母即师尊之妻。师尊下设有道长，道长一职从“老前人”或是资格最老、威信最高的点传师中选拔，由师尊或师母亲自指派。在重要省市或地区设立“老前人”、“前人”。“前人”在“老前人”领导之下，协助分管地区道务。每坛设点传师，可以代替师尊或师母传道[ChuanDao]。每坛设有坛主，负责对一般道徒的审查，收缴功德费、粮食及其他一切款项，讲解佛规等。点传师之下还有引保师和乩手。引保师是引师和保师的联称，为道徒入道之介绍人和保证人。乩手也称“乩生”，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童男童女，按不同分工分为“天才”、“地才”、“人才”，统称“三才”。一般道徒称为“道亲”，分“乾道”、“坤道”、“童道”。
　　1925年，路中一得病死亡，由于无子，遂留遗嘱：道统道权由其妹路中节掌管12年。路中节掌盘4年后就将道务交长子陈化清执掌，1930年又将曲阜道务交次子陈兴海办理。路中一徒弟之一张光璧为获得道内重要职位，将其妹嫁给陈兴海，自己当上了点传师。不久，同陈化清发生矛盾，从陈总佛堂[FuTang]分裂出去，到济南[JiNan]建立了自己的总佛堂[FuTang]。此时，一贯[YiGuan]道才进入它的发展[FaZhan]时期。
　　张光璧同陈化清的矛盾缘起于“功德费”，张光璧因不交“功德费”给陈氏总佛堂[FuTang]，陈化清宣布将撤他的点传师的职，张只好到济南[JiNan]找其襟兄郝夙城与原在警备队稽查处一起共事的小队长栗仲肃，提出要到济南[JiNan]传道[ChuanDao]。三人一拍即合，就在栗之好友、干过盐务缉私队队长的李鸿臣家建立传道[ChuanDao]基地。张光璧在济南[JiNan]传道[ChuanDao]一年多，道务大有发展[FaZhan]。至1932年设立了东、南、西、北4个坛。即张在永庆街李鸿臣家设立的西坛——“金刚坛”，徐衡甫在经五纬一路设立的南坛——“礼化坛”，郝书暄在东关后坡街89号设立的东坛——“敦仁坛”，齐铭周在西关镇武庙街设立的北坛——“天一坛”。这就是济南[JiNan]最初设立的四大坛。金刚坛坛主原为李鸿臣，但成立不久李就去世，宿子臻继之而起成立“明德坛”，取代了金刚坛，成为四大坛之一。后张光璧在经五纬一路兴云里5号设立总佛堂[FuTang]，即总坛，又叫“中枢坛”，统领四大坛。“中枢坛”不办传道[ChuanDao]事，只是管理道务的总机构。在山东，除济宁、青岛外，其他地区道务均归“中枢坛”总管。“中枢坛”设有办事处和忠恕小学，均由徐衡甫负责。
　　随着传道[ChuanDao]的发展[FaZhan]，一贯[YiGuan]道内对点传的需要更加迫切。于是张光璧确定了每大坛设三个点传师的制度。点传即代祖师传道[ChuanDao]之意，点传师是道内重要职务。礼化坛点传师为徐衡甫、朱笙甫、阎博礼，天一坛为齐铭周、周慧贞、王星五，敦仁坛为郝书暄、黄思和，另一人佚名，金刚坛为李鸿臣、宿子臻、何瑞贞，这是济南[JiNan]有领命办道的点传师制度的开始。济南[JiNan]道务开展后，张光璧不以在济南[JiNan]立坛为满足，乃于1934年在济南[JiNan]主持“金刚炉会”后亲自前往天津布道。张光璧到天津建立佛堂[FuTang]后，道务发展[FaZhan]很快，不久便扩及天津附近与北京。济南[JiNan]、天津总坛的建立，为一贯[YiGuan]道发展[FaZhan]奠定了牢固根基。从此，道务中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且是交通、政治、经济都较为发达的大城市。道众成分也起了变化，城市中大小商人和有一般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成为推动道务发展[FaZhan]的核心力量，他们都担任了点传师、坛主之职。由于文化水平的提高，一贯[YiGuan]道使用降坛批训的伎俩也就更富有欺骗性，对道徒也更具有诱惑力了。由于张光璧以大城市为活动中心，打破了以往农村传道[ChuanDao]的习惯，开始依靠政治势力，其祖师地位更加不可动摇，这是一贯[YiGuan]道之所以取得重大发展[FaZhan]的主要原因。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华迅速扩张，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亿万人民饱受战火摧残；又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大量部队撤往西南边疆，大片国土沦丧，黎民遭受荼毒走上悲观厌世道路。一贯[YiGuan]道等许多会道门原所宣传的末世来临、入道可避灾难、死后可超升天堂、以保来世享福等思想便成为广大道众的心态需求，传道[ChuanDao]势力也因此得到进一步扩展。一贯[YiGuan]道原已从济南[JiNan]发展[FaZhan]到天津、北京，现又扩及江南、华北，七七事变后又向西北、东北、东南传布。

　　七七事变以后，一贯[YiGuan]道在山东也发展[FaZhan]到了它的极盛期。济南[JiNan]势力最大时，在四大坛之下曾发展[FaZhan]到二十五佛堂[FuTang]。比较有名的有礼化坛下的纯阳坛、浩然坛，敦仁坛下的敦厚坛。天一坛下的分坛较多，济南[JiNan]二十多个佛堂[FuTang]中，有一半是属于天一坛的分佛堂[FuTang]或支佛堂[FuTang]。其中居易坛、博厚坛、宏慈坛、博爱坛最为主要。明德坛下主要有率真坛。礼化坛、明德坛、天一坛还向省外发展[FaZhan]。礼化坛发展[FaZhan]到河北大名和东北部分地区，1940年左右，徐衡甫见京津道务发展[FaZhan]很快，又派人到云南、贵州传道[ChuanDao]。明德坛发展[FaZhan]到江苏等地。天一坛发展[FaZhan]最快，分布最广。省内发展[FaZhan]到武城、夏津、德县、恩县、临清、潍县、青岛等地，省外到徐州、商丘、开封、郑州、西安、上海、杭州、绍兴、宁波、成都、重庆等地。
　　在济南[JiNan]以外地区，由于一贯[YiGuan]道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获得日伪政权支持，因此在全省除少数偏僻地区外，无论在沦陷区或是后方重要城镇都广泛分布有它的佛堂[FuTang]或坛场。而尤以济宁、单县、邹县、滕县、郓城、武城、夏津、淄博、青岛等地传道[ChuanDao]活动为盛。
　　一贯[YiGuan]道的传道[ChuanDao]方式和仪节很多，在民间教门中位居前列。主要包括点道礼、点亡灵、度大仙、炉会、办研究班、扶乩、立愿、谋取功德费等。点道礼是一贯[YiGuan]道传道[ChuanDao]方式中的最重要一种。度人入道，传授三宝，是一贯[YiGuan]道区别于其他教门的最主要标志。点道前，入道者须进行个人情况登记，缴纳功德费。点传仪式包括聆听点传师讲道、点传师或坛主行“结缘香”与“献供礼”、请坛人读请坛经、点玄关、传口诀等。点亡灵就是超拔亡灵。各人的祖先虽已成为亡灵，若其生前未求道，其子孙可入道为之超拔，凡在七祖九玄之内，都可超拔。度大仙是点亡灵中最奇特的一种，以超拔已游在“气天”的仙贤菩萨升入理天。但必须由前世“有缘”的人来代为超拔，“有缘人”由点传师根据“财施”和“法施”情况，也就是缴功德费和对道务发展[FaZhan]的出力情况来确定。炉会是道内对点传师、坛主、三才或准备提升为以上职级的人进行考验的一种仪式。考酒、色、财、气。不外用苛刻规定令受考验者履行，如要叩头数万次、饮极苦药、钻火堆、猛受鞭打等；或男女裸露，一丝不挂，以验性冲动与否；或财法双施，迫出巨资，甚至割肉献佛，以示信仰虔诚。1945年以后，一贯[YiGuan]道活动暂时受到国民党政权一些限制，不能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地举办炉会，乃转而采取办研究班的形式，继续选拔骨干。扶乩是一贯[YiGuan]道在各地经常采取而较为普遍的一种传道[ChuanDao]方式。它设在坛场内，借神佛降坛扶乩批训来进行。立愿就是宣誓，包括“清口愿”、“舍身愿”、“重神愿”、“封口愿”等数十种钳制道徒心灵的愿文。谋取功德费是一贯[YiGuan]道剥削道徒、敛聚财富的最主要方式。它榨取各种费用，叫不上名目或不义的，都可用“功德费”名目要之。一贯[YiGuan]道要道徒缴纳功德费，未作明文规定。说可随意缴纳，实是藉此进行无限度榨取。
　　一贯[YiGuan]道在日伪时期的大发展[FaZhan]，表面上看来张光璧已树立起道内权威地位，而实际上其内部隐含很大的分裂危机。其妻孙素贞与其妾刘率贞母子的摩擦自不必说，就是孙素贞与张光璧之间也存在着争权矛盾。张光璧警觉到孙对他的权力威胁，于是宣布，他死后，道统由其与刘率贞之子张英誉继承。孙素贞遂有与济宁以路中节为首的“老姑派”结合的趋向。为与之抗衡，张英誉开始与日伪势力勾结，由汉奸李丽久（汪伪政权中央税警团团长、中将）介绍当上了汪伪“外交侨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驻北京办事处少校参谋”。在此前后，也吸收汪伪政权中一些官员入道，先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孙祥夫，孙祥夫又拉汪伪政权外交部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入道。李丽久还介绍当时任汪伪政权第三方面军副司令的宁春霖入道，又由宁介绍第一方面军司令吴化文加入。后张光璧自己充当了汪伪外交部顾问，出现了一贯[YiGuan]道与日伪的大合流。
　　由于一贯[YiGuan]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极力勾结日伪势力，声名狼藉，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946年1月下令予以解散，以“汉奸道”罪名将南京总佛堂[FuTang]查封，并在报刊上揭其罪状。一贯[YiGuan]道南京各支线叶绍庭等24人便联名向南京政府社会部、内政部辩解，嗣后，经最高法院判决，虽未以汉奸道定其罪名，但行政院重新下令取缔。在这种形势下，济南[JiNan]总坛负责人徐衡甫拟将济南[JiNan]一贯[YiGuan]道改组为“一贯[YiGuan]道道德会”，但此举受到道内反对而没有实现。这时，国民党政府派黄道明到济南[JiNan]成立“万善救国联合会总会”，企图将许多会道门都拉入归国民党控制，以便在大选时多得选票。徐衡甫派人参加了会议，但会后，道内多数不赞成加入。后向张光璧请示，张以一贯[YiGuan]道已停办为由不同意加入。但黄道明在总会中还给一贯[YiGuan]道保留了一个“第四分会”的位置。济南[JiNan]道长徐衡甫与南京总坛点传师杜钟梁、孙锡坤、叶绍庭等人一方面四处活动，通过国民党上层官吏为一贯[YiGuan]道说情，一方面由叶绍庭出面向社会部办案人员行贿，终于得到宽松，但一贯[YiGuan]道必须改名方可存在。于是，经张光璧同意，1946年11月叶绍庭等具文呈社会部要求组织“中华道德慈善会”。1947年1月社会部批文准予成立，济南[JiNan]方面派徐衡甫、岳之谦出席成立大会，南京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也派人参加了大会。会上选举出由霍荫九、齐铭周、叶绍庭、张孝骞等组成的理事会，霍为理事长。徐衡甫回济后，便召集各坛坛主、点传师商议如何将山东一贯[YiGuan]道改组，由于道内意见不一，又由于张光璧的猝死，改组活动停止下来，后来不了了之。张光璧死于1947年中秋节之夜，知情者多认为与孙素贞有关。张光璧死后，一贯[YiGuan]道便公开分裂为两派，听从孙素贞者为“师母派”，后亦称“真理派”、“金线派”，是“暗线”，以四川为基地，叫“西派”；跟随刘率贞、张英誉者为“师兄派”，后亦称“正义派”，是“明线”，以杭州为基地，称“东派”。

　　山东也分裂为两派。以徐衡甫、董玉泉为首的为“纯粹亲师派”，以齐铭周为首的为“纯粹亲母派”。齐铭周的道众更多些，但由于徐在济南[JiNan]的影响力，另外董玉泉领导的青岛方面也是一贯[YiGuan]道后来发展[FaZhan]的一个重心，因此，山东的两派势均力敌。
　　1949年全国解放之前，孙素贞在成都进行了一系列道内部署。经各地道首奔走串连，在全国建立了以道长、老前人或领导点传师为中心的12个分支机构。全国解放后，为应付新形势，孙经与上海道首商议，作出改革决定，允许道徒伪装接受人民政府教育，改变传道[ChuanDao]方式，由原来的“普度”形式改为“一人传一人”的单传方式。允许各地变换一贯[YiGuan]道名称，突破过去统一称名的限制。于是，一贯[YiGuan]道就有孔孟圣道、孔孟大道、孔圣道、明圣道、真理道、性理大道、中庸道、天理真教、道德教、天理道等近80个别名。其中改名为“中道[ZhongDao]”的一贯[YiGuan]道，成为全国解放后破坏人民民主政权、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最主要组织形式。中道[ZhongDao]的主要道义就是将“母命”作为道内从道首到道徒一切思行的唯一准则。遵从母命即遵从孙素贞之命。从组织上，中道[ZhongDao]也有所改革。
　　在道内不分前人与后学，不分派别与支系，不集会，不上坛，不接窍。它特别强调不可称道首为“前人”，说以前称“前人”者多摆架子让人崇拜。过去道内职级严格，彼此勾心斗角，争霸权势，现在是道内兄弟姐妹相称，如同一家人一样，更加民主。入道手续和入道仪式也大为简化。
　　中道[ZhongDao]在山东各地吸收道徒比过去更加严格，以能否“清修”与“舍身办道”作为入道准则。参加中道[ZhongDao]，必先举行立愿，实行接线、忏悔、封口（即茹素）、清修、同心同德等五道愿手续。还宣称现在面临解放后新形势的“大考”，即大考验，要求道徒要顶住“大考”。中道[ZhongDao]在各地宣传要同共产党抗衡，说什么共产党实行离婚，中道[ZhongDao]有夫妻分修；共产党有总路线，中道[ZhongDao]有直线、横线；共产党有宪法，中道[ZhongDao]有母法。中道[ZhongDao]还制造政治谎言，要各地道徒起来反对人民民主政权。山东单县一带传有《道运流年》传单，以地支十二之数证所谓道运流年变化。孙素贞认为1948、1949两年是他们传道[ChuanDao]最艰难的时期，到1950年以后，就是她重振一贯[YiGuan]道的时机了。但形势发展[FaZhan]，却与她的反革命愿望相违。解放后，省政府下令取缔一贯[YiGuan]道组织。到1954年，她只好溜之大吉，跑到台湾。一贯[YiGuan]道在大陆也就基本解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