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青岛[QingDao]工人[GongRen]为反抗日本[RiBen]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要求改善劳动待遇，举行了全市性大罢工。罢工工人[GongRen]以日商各纱厂、丝厂、木厂、火柴厂、油坊的为主，英商烟厂和中国四方机厂工人[GongRen]也加入罢工行列。人数超过2万，为时持续半年，在青岛[QingDao]和山东工人[GongRen]运动史上均属空前。是年为民国纪元十八年，故通称“民国十八年大罢工”。
　　这次大罢工是在1925年日商纱厂工人[GongRen]三次同盟大罢工之后，青岛[QingDao]工人[GongRen]运动兴起的新高潮，是1925年大罢工的继续与扩大，只是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政治斗争更为复杂。
　　1929年，统治山东、残酷镇压工人[GongRen]罢工的日本[RiBen]帝国主义走狗奉系军阀张宗昌，虽已于1928年被北伐军赶出了山东，但其亲信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却在日军的庇护下照样统治着青岛[QingDao]，直到1929年4月青岛[QingDao]才由南京国民政府来人接管。日本[RiBen]帝国主义在1927年、1928年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竟两次出兵，从青岛[QingDao]登陆，占领胶济铁路，直至济南，并于1928年在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疯狂屠杀中国军民6000多人。在青岛[QingDao]，日军占据着前后海沿直到四方、沧口、东镇，包括所有水陆交通要道和工业区域，以征服者的姿态对待青岛[QingDao]人民，蛮横无比。日本[RiBen]厂主对中国工人[GongRen]的压榨较1925年同盟大罢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开除大量“不良”老工人[GongRen]后，招募进大量童工和女工，工资压到每日一角，劳动时间延长到每天十三四个小时，打骂侮辱更加严重。中国工人[GongRen]与日本[RiBen]资本家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始终是根本性的，并且日益尖锐起来。
　　1929年4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的陈中孚从赵琪手中接收青岛[QingDao]政权，设立“接收专员公署”，并决定青岛[QingDao]为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从此开始了国民党统治时期。6月，国民政府宣布马福祥为青岛[QingDao]特别市市长，马因军务一时不能到任，由青岛[QingDao]宪兵司令吴思豫代理市长。同年11月，马福祥到任，次年3月调离，葛敬恩继任市长。在大罢工前后不过一年中市长更换四人，四人都仇视共产党，都坚决镇压工人[GongRen]罢工，但手段有所不同。他们走马灯般的更换，都与处理大罢工不善有关，上演着国民党内各派系间争宠诿过的活剧。
　　此时期青岛[QingDao]国民党党内的派别，主要是改组派与CC派。两派都反共，CC派拥蒋（介石），改组派拥汪（精卫）。从中央到地方，两派对权力争夺不休，在山东和青岛[QingDao]也非常激烈。山东的国民党以王乐平为首，他在国共分裂后投靠汪精卫，成为改组派的大将。山东的改组派一面动用国民党组织，以“捕共队”追杀共产党；一面又坚决抵制CC派来夺取其组织领导权。改组派比较重视工会组织，主张用改良主义谋取经济利益，反对阶级斗争。青岛[QingDao]改组派主要人物王深林，早在国民政府接收青岛[QingDao]前，就在青岛[QingDao]发行《青光》、《工人[GongRen]之路》等刊物，从事同情工人[GongRen]疾苦和反对日本[RiBen]侵略的宣传，并在铁路、机厂、电报、邮政、纱厂、丝厂、烟厂等先后秘密组织了工会。1929年3月，青岛[QingDao]市总工会正式成立，阎海萍为常委。总工会组织相当完备，各大厂有工会执委会及工人[GongRen]代表大会，工代会由车间代表和组长组成，并从中产生厂总代表。另组工人[GongRen]纠察队，设总队长、大队长、小队长，以及调查员、联络员等，完整而严密，这是纱厂1925年大罢工组织形式的继承和发展。各厂工会和总工会的筹建正值张宗昌溃败、赵琪朝不保夕、陈中孚要来未到之际，胶澳警察厅一时管不住了。4月，与国民政府委派陈中孚接收青岛[QingDao]政权的同时，CC派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派丁振璜接管青岛[QingDao]党务。丁为改组派分子，于4月18日成立以他为首的青岛[QingDao]市党部，只把王深林的名字抹去，成员仍是改组派人马。陈中孚不同意，要求彻底“清理”，丁振璜不肯。陈中孚上报南京并请求公安局将其取缔。5月3日，南京中央党部另行任命吴思豫、李翼中、李郁亭、杨兴勤、丘元武五人为青岛[QingDao]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21日，青岛[QingDao]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指委会依靠军政力量，坚决清除改组派分子，丁振璜被捕，王深林被看管，总工会等群众团体被宣布解散。继而进行党员登记，全面审查，分区训练。7月末，通缉在逃的改组派骨干分子，通令政府机关一律不得录用涉嫌改组派的人员。但改组派进行顽强的抵抗。早在5月6日，丁振璜就布置阎海萍召开了总工会常务会议，作出继续国民革命、打倒日本[RiBen]帝国主义和发动各厂工人[GongRen]罢工斗争的决议，企图用群众力量保存和扩大改组派的阵地。此后，改组派分子就在台东、四方、沧口等工业区，与各厂工会密切联系，努力进行罢工的鼓励、准备工作。另一方，市指委会在解散改组派市总工会的同时，成立了市工会整理委员会，由李丹亭等主持，对各厂工会进行整理、审查，随之成立公开合法的工整会，遍布各行业各工厂。惟在日本[RiBen]工厂中，遭到日本[RiBen]厂主的拒绝未能成立，但原总工会影响下的工会组织仍在秘密活动。直到大罢工结束后，各日本[RiBen]厂主才允许工整会成立。工整会的矛头指向共产党和改组派，宣扬劳资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奉行南京国民政府1929年颁布的《工会法》、《工厂法》等，要求在“合法”和国民党（工整会）“指导”下获取工人[GongRen]利益。《工厂法》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童工、女工的特殊利益，以及在严格条件下工人[GongRen]可以罢工等。因此，在特殊情况下，工整会也卷入了这次大罢工，但其目的与改组派大不相同，更与共产党根本不同。

　　中国共产党及其助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岛[QingDao]的组织，从1925年日商纱厂3次同盟大罢工被残酷镇压之后，3年之中，经历了由被破坏到重建、再被破坏到再重建的艰难历程，至1928年12月，中共党组织由支部而支部联合会而市委会，有支部9个，党员40人，不但未被扼杀反而扩大和发展了。但1928年冬在济南发生的“二王”　（王复元、王用章）叛变事件影响到青岛[QingDao]。“二王”历任中共山东党的重要职务，投降国民党后，奉命组织“捕共队”。1929年1月，一次在济南逮捕邓恩铭等9人；4月再捕武胡景等8人。国民党接收青岛[QingDao]后，“二王”的捕共队也来到了青岛[QingDao]。由于二人对青岛[QingDao]的中共党组织情况也很熟悉，所以中共山东省委、青岛[QingDao]市委在青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省、市委负责人员均作适当调整、改组，市委机关转移到工厂区，以铁路机务段、机厂、大康纱厂、钟渊纱厂与码头工人[GongRen]为中心开展工作，以迎接工人[GongRen]运动高潮的到来，同时与国民党反革命作坚决的斗争。王复元4月间潜来青岛[QingDao]，任国民党胶济铁路局党部“清党”干事，专门威胁诱骗中共党员自首和叛变，在4个月中招降25人之多，其中丁惟尊原是中共党内交通员，危险尤大。8月10日，丁惟尊被中共派人击毙。6天后王复元也被击毙，中共铲除了一心腹之患。此时青岛[QingDao]日厂工人[GongRen]大罢工高潮正在兴起。8月19日，中共中央巡视员陈潭秋秘密到青，他召开了中共山东省委、青岛[QingDao]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研究了青岛[QingDao]罢工形势。8月21日，决定改组当时驻青的中共山东省临时执委会，由王进仁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党维蓉任省临委常委兼青岛[QingDao]市委书记，单子栋、孙守成任市委常委。省临委与市委根据中央巡视员的建议，制定了《对日斗争行动大纲》，由中共党、团的省、市委与日厂的党、团支部共同组成“日厂斗争行动委员会”，负责推动斗争工作，要求把反日工潮联系到中东路问题，进行反帝，反国民党，反工整会，反改组派，发展工人[GongRen]建立赤色工会，以奠定长期斗争的基础。确定斗争的口号是“为吃饭而斗争”、“为反帝而斗争”、“为争自由而斗争”。青岛[QingDao]国民党当局则加强了对共产党的镇压。9月26日，共产党员田泗、曹芸卿遭捕共队指认逮捕后不屈被杀于团岛。10月，中共青岛[QingDao]市委书记党维蓉又被捕，其职由牟鸿礼继任。1929年，中共青岛[QingDao]市委负责人前后更易5人：王进仁、王景瑞、曹克明、党维蓉、牟鸿礼。
　　这次大罢工，在1929年5月萌发，6月初潮，7月、8月、11月三次高潮，12月开始退潮，犹有余波。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胶澳政权，第三次出兵山东并占领青岛[QingDao]长达一年之久的日本[RiBen]侵略军开始分批撤退回国。饱受日本[RiBen]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奉系军阀压榨之苦的青岛[QingDao]工人[GongRen]和广大市民，莫不大大喘了一口气，希望过上自由平安的生活。5月，在“五一”、“五三”、“五四”、“五九”这一连串的纪念日，都举行盛大的纪念活动。特别是济南“五三”惨案纪念日，人们对日本[RiBen]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的血腥罪行记忆犹新，日商纱厂新老工人[GongRen]的仇日思想激荡起来。5月20日，最后一批日军撤走后，工人[GongRen]们的斗争锋芒立即指向工贼走狗。日商大康纱厂粗纱车间大把头周立春替日本[RiBen]资本家效劳，最为凶狠，工人[GongRen]恨之入骨。一天，工人[GongRen]齐心关车，向日本[RiBen]总管提出赶走周立春，周不走决不开车。总管无奈，打发周回家了事。细纱车间如法炮制，赶走了大把头任智坦。日商钟渊纱厂警卫曹俊维撕毁工人[GongRen]张贴的传单，被工人[GongRen]们拖出厂外揍了一顿。日商内外棉纱厂宣布开除3名工人[GongRen]，工人[GongRen]抗议关了车，市公安局调停，发给遣散费每人100元。钟渊纱厂要降低工资，工人[GongRen]每日少发5分钱，粗纱工人[GongRen]率先关车抗议，厂方听说其他车间也要响应，连忙宣布撤销减资决定。许多日营工厂类似事件都有发生，工人[GongRen]大多获得胜利。小胜利鼓舞着工人[GongRen]们开展大斗争的信心。
　　进入6月，工人[GongRen]斗争日趋扩大。首先在日商青岛[QingDao]火柴厂，6月19日发生工人[GongRen]抗议伙食粗劣事件，次日工人[GongRen]正式提出改善伙食、减少工时、提高工资等要求。日本[RiBen]厂主不理，全厂工人[GongRen]怠工，厂方扬言关厂。日本[RiBen]驻青总领事馆怕事态扩大，劝告由中国官方调停，调查幕后背景再作处理。于是厂方复业，但拒绝工人[GongRen]的要求。工人[GongRen]再次怠工，并痛殴监工把头。厂方于26日关厂，工人[GongRen]一律解雇。工人[GongRen]乃砸毁宿舍门窗。国民党当局向厂方保证管束“不良分子”，保护工厂生产，厂主乃宣布开除23名工人[GongRen]后，于7月9日开业，对工人[GongRen]要求不屑一顾。
　　青岛[QingDao]火柴厂如此开业后，日本[RiBen]总领事馆认为满意，于7月12日通知日商各厂：（1）各厂可以开除“不良工人[GongRen]”；（2）要求国民党当局严惩厂外煽动分子；（3）必要时断然关厂。日商铃木丝厂即0在16日张贴布告进行恫吓，并连续开除工人[GongRen]9名。日商华祥火柴厂、山东火柴厂的厂主照样执行，前者开除工人[GongRen]5名，后者开除7名。愤怒的工人[GongRen]改怠工为罢工，一些走狗把头被打。于是铃木、华祥、山东三厂相继宣布关厂停业。日本[RiBen]总领事藤田荣介向代理市长吴思豫提出要求：市政府迅速将工人[GongRen]驱逐出各厂工人[GongRen]宿舍。否则，日本[RiBen]政府将出兵“自卫”，以武力驱逐。
　　当铃木丝厂工人[GongRen]被开除时，日商大康、内外棉、隆兴、钟渊、富士、宝来六大纱厂工人[GongRen]即群起声援，派代表到国民党市党部（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请愿，要求举行同盟总罢工，支持铃木丝厂工人[GongRen]的斗争。以丁振璜为首的市党部力劝工人[GongRen]代表回去，“忍痛”上班。18日，日商“纱厂同业会”（资本家组织）却通过日本[RiBen]总领事馆传达：必须使各厂内的国民党员和工会活动分子离厂，否则各厂将实行联盟总关厂。21日，日商六大纱厂同时关厂，并宣布开除工人[GongRen]，计大康60人、内外棉13人、隆兴13人、钟渊43人、富士22人、宝来33人、加上铃木、华祥、山东三厂，共开除236人。第一次剧烈冲突开始了。
　　日本[RiBen]厂主纱厂同业会的策略是“舍小厂保大厂”、“以大厂救小厂”。厂主们对六大纱厂实行先停工3天，停工期内工人[GongRen]发伙食费每天2角，开除的工人[GongRen]必须离厂，迁出工人[GongRen]宿舍。对三小厂则无限期停工，全部工人[GongRen]共1700余人必须一律撵出宿舍。这是因为六大纱厂停工1天，损失达6万元之巨，三小厂则少得多；并借此给国民党当局一点面子，留下交涉余地。六大纱厂停工3天、三小厂无限期停工和大批工人[GongRen]被开除后，国民党指委会和工整会十分慌乱，只得先将这1700多失业工人[GongRen]安置在大港仓库住宿，并向日方交涉，声称“开除”工人[GongRen]须“报请”市党部批准（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工厂法》规定），日方则称有“营业自由”。最后日方同意将“开除”改为“自动辞职”字样，国民党保证工人[GongRen]“严守厂规”，并取缔“不良分子”，双方由此达成协议。7月26日，六大纱厂宣布复业。
　　这次剧烈冲突暂告平息，六大纱厂资本家损失不大。工人[GongRen]复工后普遍以怠工方式泄愤。被开除的工人[GongRen]都是工运斗争积极分子，仍与在厂工人[GongRen]有联系，市工整会、改组派、共产党、共青团的各路人马都在继续开展工作。原来的工人[GongRen]纠察队便对准那些为虎作伥的职员、把头，分别予以警告、看管、殴打，或押送警宪处理。这些家伙躲藏逃走者达75％，厂方的管理系统不灵了，引起资本家的恐慌，于是在8月4日，厂方第二次宣布关厂——无限期停业。第二次剧烈冲突开始。
　　8月4日上午10时，全市5000名失业工人[GongRen]举行游行示威和请愿，要求上工和吃饭。宪兵、保安队和警察急忙驰往现场警戒，如临大敌。社会局派员到沧口，苦劝2000名工人[GongRen]勿去四方集合，警宪则将四方、东镇的3000名工人[GongRen]诱骗到汇泉广场集会（避开市中心闹市区）。国民党当局首要人物亲自到场镇抚。工人[GongRen]代表在大会上提出四项要求：（1）不许厂方开除工人[GongRen]，不许关厂；（2）工人[GongRen]逮送的工贼由警宪严惩，不得释放；（3）严惩帮助日本[RiBen]人压迫工人[GongRen]的警官；（4）保障工会的正常活动。到场市政府官员当然不敢应承，由社会局长邵企雍代表当局答应转告日本[RiBen]厂主，继续进行交涉，由此暂时应付过去。8月7日，日本[RiBen]总领事藤田向青岛[QingDao]代理市长吴思豫提出警告：“工潮若再不息，将派海军上陆。”吴惊惧，急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并命令工整会停止活动。当晚，吴召开党政警宪负责人会议，确定镇压方案如下：（1）由党部告诫工友，并取消纠察队；（2）党政警宪派人侦察，发现反动分子立即严惩，并劝告工友恪守法令；（3）如不听劝告再行聚众要挟，即由军警制止；（4）由市府向日商交涉速行复业；（5）失业工人[GongRen]设法遣送回籍，以免逗留滋事。会后，市当局张贴通告，解散工人[GongRen]纠察队。吴思豫另以宪兵司令名义布告，严防共产党、改组派活动，“一经拿获，定按军法从事”。进行全市户口大检查，搜捕近百人之多。8月19日，大康纱厂工人[GongRen]代表张振邦、杨永泉和内外棉工人[GongRen]徐明光被捕。9月7日，宪兵追捕钟渊纱厂工人[GongRen]丁天和等六人未获。9月8日，大康纱厂工人[GongRen]总代表郭景山被捕。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随后市政当局停止对失业工人[GongRen]的生活救济，悉数驱逐回籍。
　　国民党当局与日本[RiBen]驻青总领馆进行了复工交涉。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1）原有工人[GongRen]一律复工；（2）复工后不得借故开除工人[GongRen]；（3）停工期间工资照发；（4）增加工资。遭到日方拒绝。到10月拉锯谈判出现新变化。原因是日方承担不起长期停产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同时机器长期不开，夏季潮湿容易受损。所以，厂方已秘密到农村招募新工人[GongRen]，准备开业。在中方，代理市长吴思豫奉调离青，6月间被明令“特任”的市长马福祥在11月11日至青岛[QingDao]接任视事，上任后想早日解决复工问题。马福祥于14日拜会日本[RiBen]总领事藤田荣介，表达合作诚意。同时散发《劝告工友书》，要求工人[GongRen]镇静、和平、守秩序，等待交涉解决。但日本[RiBen]厂主不待谈判，自行决定复业。15日，钟渊纱厂从农村新招的900余名新工人[GongRen]循专线车搭马笼车秘密入厂；又高价收买部分原厂工人[GongRen]，许诺一天3块钱，先发一袋面等，从专用地道偷偷进入，在厂内上班和食宿，悄悄生产。大康纱厂在20日晨公开复业，鸣笛声中，新募工人[GongRen]和少数原厂工人[GongRen]纷纷走进大门。失业工人[GongRen]得知后，立即在四方大庙召开大会，迅速集结了4000多人誓师冲厂。冲厂工人[GongRen]均面涂红朱作标记，手持棍棒，先从南门（无警卫）冲进，转向北门，日警、浪人和大小日本[RiBen]头目见来势汹汹，纷纷逃走。在车间里，新旧工人[GongRen]发生打斗，有50多人受伤。直到警察持枪赶来，冲厂工人[GongRen]才退走，大康厂复业因此未成。大康纱厂发生冲厂事件后，钟渊纱厂的秘密复业在22日也发生类似事件。有800多名钟渊厂失业在家的工人[GongRen]，还有富士、宝来的失业工人[GongRen]，集合冲厂。日本[RiBen]人关紧工厂大门，又在围墙上用高压水龙猛冲冲厂的工人[GongRen]，冲厂的工人[GongRen]只得散去，但钟渊纱厂的复业阴谋也未能得逞。
　　日本[RiBen]厂主们见复业计划落空，便转向与国民党当局谈判。22日晚，市政府参事孙绳武、秘书王化远与日本[RiBen]总领事馆馆员五百木等议定五点方案。马福祥宁愿作重大让步，好早日开工，以便向南京邀功，于是在23日与日本[RiBen]总领事藤田荣介签订《日商九厂复工办法》，同意用“劝告自动退职”名义开除250名工人[GongRen]，发给复工工人[GongRen]每人极有限的补偿（纱厂4元，丝厂3元、火柴厂2元）了结。这不仅与工人[GongRen]的要求相去甚远，也与市党部（指委会）10月22日通过的三原则（即不得开除工友、停工期间伙食费照发、组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相左。工人[GongRen]经济损失很大，心中不服，不肯复工。马福祥便派出其带来的混成团，加上海军陆战队士兵500名，强迫工人[GongRen]复工。尽管如此，27日开工之时，各厂到者寥寥，以后多日不到半数。
　　此后，在国民党当局胁迫下，工人[GongRen]虽然忍痛上班，但大罢工余波不息。12月3日，英商大英烟厂（大英烟草公司）2000名工人[GongRen]为反虐待、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英国厂主开除工人[GongRen]36名。市政府派员调解，厂方仅允许其中1名工人[GongRen]复工，当局支持厂方，于16日派出保安队，强迫全体工人[GongRen]上班。在各纱厂，工人[GongRen]忍痛上班后，以怠工泄愤。12月10日，宝来纱厂工人[GongRen]与厂主发生争执而关车。11日，大康、钟渊纱厂工人[GongRen]也在发生争执后关车。类似关车、怠工事件层出不穷，但日本[RiBen]资本家态度较为老实了，不敢轻言停业、关厂。又值市场销售健旺，棉品价扬之时，于是同意重开谈判，派出川村三郎（青岛[QingDao]日本[RiBen]纺织同业会）与葛子明（市工整会）进行谈判。10天后就11月23日双方达成的《复工办法》做了些修正，主要是允许250名开除工人[GongRen]中部分工人[GongRen]复工、各厂工人[GongRen]按月工资匡算人增3.5元（约为人均工资的1／3），并改善工人[GongRen]的工伤致残退休抚恤条件。日本[RiBen]资本家让了步，工人[GongRen]同意复工。大罢工结束。

　　1929年大罢工是青岛[QingDao]工人[GongRen]阶级反抗日本[RiBen]帝国主义侵略之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大爆发。复杂的政治格局造成斗争进程起伏曲折。反日斗争联合战线终究未能形成。罢工主要由国民党改组派的总工会发动，国民党市党部（CC派）不惜全力摧毁之，代之以工整会。改组派、CC派都坚决反共捕共，置外敌日方于不顾。中国共产党在青组织，亦视总工会、工整会皆黄色工会，全力创建赤色工会，虽有孙守诚在钟渊纱厂英勇斗争，终不能左右全局。市府当局三任主官（陈、吴、马）莫不执行国民政府对外妥协退让方针，不惜牺牲工人[GongRen]利益。日本[RiBen]资本家最后同意改善工人[GongRen]的劳动待遇，达成复工的协议，完全是痛感长期罢工对其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出于复业有利的考虑。大罢工使广大工人[GongRen]积累了斗争经验，并对共产党领导工人[GongRen]运动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