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6日，南京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RiBen]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境内的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后，日本[RiBen]侵略者及大小汉奸开始大肆鼓噪“华北[HuaBei]五省（冀、鲁、晋、察、绥）自治[ZiZhi]”；12月7日，日本[RiBen]在北平又组织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变相自治[ZiZhi]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些事件，统称为“华北[HuaBei]事变”。
　　1935年，“华北[HuaBei]事变”发生后，日本[RiBen]侵略我华北[HuaBei]的步伐加快，其吞并山东[ShanDong]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来。山东[ShanDong]作为华北[HuaBei]五省之一，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在日本[RiBen]侵略者心目中，山东[ShanDong]是其达到“华北[HuaBei]五省自治[ZiZhi]”的关键，韩复榘是实现“华北[HuaBei]自治[ZiZhi]”最理想的人选。只要韩复榘宣布山东[ShanDong]“自治[ZiZhi]”，华北[HuaBei]问题就不难解决了。因此，《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RiBen]人加紧了对韩复榘的引诱和威逼活动。1935年11月，日本[RiBen]人一面派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北平催促宋哲元宣布“独立”，一面派日本[RiBen]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俊飞赴济南晤韩，邀韩去北平参加冀察鲁三省“自治[ZiZhi]”的商谈。11月22日，日本[RiBen]松井大将又突然到济，由日本[RiBen]驻济领事西田畊一陪同在龙洞别墅与韩密谈，劝韩脱离中央，参加“华北[HuaBei]五省自治[ZiZhi]”，同时建议韩派人到东北参观伪“满洲国”的情况。1936年3月，土肥原被日本[RiBen]新任为第二十师团留守师团长奉命回国时，又从东北绕道济南晤韩，商谈山东[ShanDong]“自治[ZiZhi]”问题。6月，日驻济领事馆又以邀韩赴宴为名，逼韩表明对参加“华北[HuaBei]自治[ZiZhi]运动”的态度。9月，日驻华大使川越路过济南晤韩，以孙连仲部驻山东[ShanDong]问题大做文章，别有用心地借以挑拨韩与中央关系，企图制造韩与南京政府的新的对立。
　　对于日本[RiBen]人的诱迫威逼，韩复榘虚与委蛇，使用他那软硬两手对付，就是不明确表态。因为“华北[HuaBei]事变”发生后，日本[RiBen]帝国主义吞并华北[HuaBei]，进而独霸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国内“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抗日救国的运动在全国兴起。山东[ShanDong]处于抗日的最前沿，韩复榘的态度至关重要。诚如何思源所说：“如果韩向北倒（倒向日本[RiBen]），就会扩大特殊化，和宋哲元勾结在一起，真可能搞成华北[HuaBei]五省三市（平、津、青）的‘自治[ZiZhi]’。如果韩复榘向南倒，倒向中央，不只可以阻止华北[HuaBei]的恶化使不再扩大，也可以影响宋哲元等。”（何思源：《我与韩复榘共事八年的经历和见闻》，载于《一代枭雄韩复榘》，第65页）因此，韩复榘成了日本[RiBen]人和蒋介石均极为关注和争取的举足轻重的砝码。与日本[RiBen]人频频对韩复榘发起攻势的同时，蒋介石也开始了对韩复榘的拉拢工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期间，蒋介石特意召见山东[ShanDong]代表何思源，让何转告韩：只要韩跟着他蒋介石走，到哪里他蒋介石都把那里的军政大权交给他。同时蒋还直接与韩复榘通了电话。韩复榘对蒋明确表示“决不跟日本[RiBen]搞在一块”。的确，“华北[HuaBei]事变”后韩复榘对日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当日本[RiBen]人加紧策划“五省自治[ZiZhi]运动”具体步骤、拟推韩复榘为“五省三市（平、津、青）自治[ZiZhi]”的头领时，遭到了韩的断然拒绝。要弄清韩复榘在“华北[HuaBei]事变”前后对日态度的变化，还要看看韩复榘主鲁期间与日本[RiBen]打交道的整个过程。
　　山东[ShanDong]早就是日本[RiBen]侵略中国的前沿重地。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本[RiBen]出兵山东[ShanDong]占领威海卫；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RiBen]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ShanDong]，占领青岛；1928年，为了阻蒋北伐，破坏中国统一，日本[RiBen]三次出兵山东[ShanDong]，制造了“济南惨案”，占领了济南及胶济沿线地区。1929年，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军被迫撤出山东[ShanDong]后，并未甘心，及至韩复榘主鲁，又乘韩与蒋之间的矛盾，企图与韩拉拢关系，加紧向山东[ShanDong]渗透。而韩复榘为了独霸山东[ShanDong]，同蒋介石对抗，抵制国民党中央势力向山东[ShanDong]伸展，也不惜留下骂名，借重日本[RiBen]势力以自保，利用蒋、日之间的矛盾，在蒋、日夹缝中间维持其对山东[ShanDong]的统治。因此，韩复榘主鲁后，不久即下令解散反日救国组织，取缔反日宣传；为讨好日本[RiBen]人，还布告全省，说什么救国“务要镇静”，“如有召集会议以及张贴标语等项情事，必须经省党部及省政府先行审查允许。方得举行”（《山东[ShanDong]文告汇编》，第57页）。日本[RiBen]人不欢迎山东[ShanDong]驻中央军，韩就极力排斥国民党中央势力，以至暗杀国民党山东[ShanDong]省党部负责人，武力驱逐为蒋收编而仍占据胶东的刘珍年部。
　　韩复榘排斥国民党中央势力和镇压山东[ShanDong]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直接导致了日本[RiBen]侵略山东[ShanDong]野心的膨胀，加紧了对山东[ShanDong]政治、经济的侵略渗透。在政治上，日本[RiBen]驻济南领事馆实际成了日本[RiBen]在山东[ShanDong]的侵略总部。同时日本[RiBen]又在济南、青岛设立了特务机关进行各种间谍活动。日本[RiBen]侨民则仗势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而日本[RiBen]又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张店设立了“胶济路沿线时事联合会”等组织，公开宣称：“本会因时局关系，谋居留民福祉，为沿线日本[RiBen]人协助为目的。”（《申报》，1931年6月18日）势力遍布坊子、潍县、昌乐、益都、淄川、博山、周村、青岛等广大胶济沿线地区。日本[RiBen]在济南、青岛、芝罘等地还办了《济南日报》、《山东[ShanDong]新报》、《大青岛报》、《芝罘日报》等宣传媒体，为其侵略制造舆论。在经济、金融方面，除了通过资本输出和商品倾销外，还通过垄断、走私等手段对山东[ShanDong]进行经济掠夺和侵略，并且提出中日经济“提携”，以扩大其经济渗透。1935年2月，日本[RiBen]为了攫取胶济路侧一轻金属矿藏，日本[RiBen]驻济领事西田畊一向韩复榘提出了一个由日方开采此矿的合同书，要韩签字。韩考虑到出卖矿权，事关重大，怕引起国人反对，未敢答复。
　　日本[RiBen]人的要求被拒绝后，不惜采用美人计：日本[RiBen]驻济武官花谷，由青岛和日本[RiBen]东京物色两个年轻美貌的歌妓安置在济南商埠一妓馆里，邀韩到那里吃酒，想用美人引诱，将韩灌醉后，逼韩签字。半夜过后，见韩不回，省府承启官焦子龙，省府顾问、联庄会会长韩多峰，韩的随从副官杨树森等商议后，强行闯入妓馆，借口南京有十万火急电报，硬把韩复榘架出推上车回来了。日本[RiBen]人阴谋又未得逞。
　　花谷是一个老牌的日本[RiBen]间谍特务，日本[RiBen]士官学校二十六期步科和陆军大学毕业。早年就在中国北京、长沙、汉口、九江等地从事间谍活动，“九一八”事变时为日本[RiBen]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助手，还任过张学良的顾问，后被派来山东[ShanDong]任日本[RiBen]驻济南武官，并受命专门做韩复榘的工作。以后与韩密谈主要是以他为主进行的。
　　花谷狡猾贪婪，与韩过从甚密，经常到省政府主席办公室与韩密谈，韩也经常去见花谷。会谈内容十分保密。因为韩与花谷会谈，除他二人外，还找一个不相干的翻译——济南东鲁中学校长朱经古，有时副官长杨树森跟着，也只是出入室内端茶拿烟，其他实职官员一律不能擅人。韩复榘曾对何思源说过：“我在前边应付着日本[RiBen]，你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至于我怎样应付，你们就不必问了。”（见《一代枭雄韩复榘》，第69页）所以，会淡内容除了当事二人和翻译朱经古外，没有其他人知道。

　　韩复榘如此应付，看来十分巧妙，使日本[RiBen]人既感到有些表面文章，又说不出来，只好公开表示满意。1934年9月29日，日本[RiBen]舰队司令未次信正大将，由西田、花谷陪同会见韩复榘。在宴会上，未次信正说：“山东[ShanDong]方面诸事都很好。总之，中日两国要和好，不是表面要好，要真正地好，两国要联合起来，保护东方的和平安全是很重要的。”（《山东[ShanDong]民国日报》，1934年9月30日）由此可见，日本[RiBen]人也看出了韩复榘做的是表面文章，只是没有放弃对韩复榘的希望。为了进一步拉拢韩复榘，不得不说“山东[ShanDong]方面诸事都很好”。特别是花谷对韩复榘是满意的，甚至认为韩复榘走得比宋哲元更远，他在山东[ShanDong]方面的成绩超过了北平方面，并以此向日本[RiBen]驻华军报功，因此被提升为大佐，以后又被调升为日本[RiBen]天津驻屯军的参议，其走后仍时常到济南活动。
　　花谷自鸣得意的成绩，主要是韩复榘早年下令解散反日会，取缔反日宣传，抵制了国民党中央势力，花谷据此认为韩复榘早已实现了《何梅协定》的内容。
　　花谷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却忽略了另一方面。韩复榘向日本[RiBen]人讨好，一直保持一种暖昧关系，是为了抵制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蒋、日矛盾之间取得相对平衡，以维持其在山东[ShanDong]的统治，而绝不是要把山东[ShanDong]让给日本[RiBen]。作为地方实力派，地盘观念极重的他，把山东[ShanDong]视为独立王国，既不允许国民党中央染指，更不允许日本[RiBen]人侵占。他认为当“儿皇帝”不如当“土皇帝”自在。诚如何思源当时对韩复榘说的：“我们在山东[ShanDong]所以能维持住，有些地方是在蒋介石与日本[RiBen]的夹缝中间达到的。如果全靠近中央，日本[RiBen]见拉不住了，就可能在山东[ShanDong]出事（可能在山东[ShanDong]也来一个事变，和‘九一八’一样）。如果全靠日本[RiBen]，也不应该，就要被全国所痛恨，那就要站不住。”“我们在山东[ShanDong]的特殊地位，就怕中日打仗，一开战，我们的特殊地位就结束，那只有站在一边，站在自家人一边。”（《一代枭雄韩复榘》，第64页）事实的发展也正是这样。全国抗战爆发后，韩复榘的“独立王国”也就结束了。因此，韩复榘在抗战爆发前，一直与日本[RiBen]人拉拉扯扯，关系暖昧，同时也常对中央输诚，做一些抗日救国的表示。在整体上，山东[ShanDong]是始终听令于中央的。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极力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下令将劝业商场改为国货商场，规定商场商人一律销售国货。1932年4月8日，发起成立“山东[ShanDong]救国集款委员会”，自兼主席，“以收集人民自由乐输款项，慰劳救国将士为宗旨”。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他发出通电支持十一路军抗战，表示：“际此外侮频仍，国难当头，凡属军人，均当为国效死，此间第三路军全体将士，誓愿始终追随蒋总司令后，枕戈待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申报》，1932年2月11日）对日本[RiBen]人的走私、贩毒活动，韩也同样下令缉查。有的虽被通融保释，但在下边县里被活埋处死的日商毒犯也不鲜见。日本[RiBen]人为了“大局”（觊觎整个山东[ShanDong]），拉住韩复榘，对韩这些反日活动，只好隐忍，不提抗议，以“欲擒故纵”之策，等待韩的实际行动。日本[RiBen]舰队司令高桥大将的一次谈话颇能说明这个问题。1936年4月，韩去青岛，在日驻济领事西田和武官石野的陪同下去日舰参观并会晤高桥，在致词中说：“贵司令远来辛苦，本人得在此会见极感荣幸。近来国际多烦扰，中日间也多事，无论为中日亲善或东亚和平，两国均有提携的必要，盼共努力。”高桥答词谓：“本日承贵主席来参观，极荣幸。近来中日虽多事，独山东[ShanDong]安静如恒，皆贵主席维持之力。本人去年曾到济南参观，贵省党政成绩卓然，足见贵主席做事贵实践，不托空言，极为钦佩。”（《一代枭雄韩复榘》，第66页）言外之意：日本[RiBen]为等待韩复榘拿出“中日亲善”的实际行动，吃些小亏，不予计较，没有在山东[ShanDong]制造麻烦，希望韩早日拿出实际行动来。
　　“华北[HuaBei]事变”后，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一方面日本[RiBen]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步步紧逼，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全国性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势不可挡。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使抗日救国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山东[ShanDong]的特殊地位”难以维持了，韩复榘对日态度再也难以继续暖昧下去，是降日，还是抗日；是卖国，还是爱国，到了最后抉择的关头，必须表明态度，亮明旗帜。韩复榘在此问题上没有含糊。面对日本[RiBen]人的威逼引诱，他没有上当。日本[RiBen]天津驻屯军司令多田俊，邀他去北平参加冀、察、鲁三省“自治[ZiZhi]”会议，他拒绝了；日本[RiBen]松井大将到济劝他参加华北[HuaBei]五省自治[ZiZhi]，他不作具体答复；川越挑拨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他没有盲从；对土肥原特地来济要求他宣布山东[ShanDong]“自治[ZiZhi]”，他不置可否；对于日驻济领事馆设的“鸿门宴”，则早作了应付对策，临行带上手枪，吩咐部下说：“把15时的重追击炮运来，我若12点不出来，你们就往里打。”参谋长刘书香真的从辛庄兵营把几门重追击炮调来围着日本[RiBen]领事馆转了几圈，以示他早有准备。据朱经古讲，这次宴会上日本[RiBen]人逼韩参加华北[HuaBei]五省自治[ZiZhi]，韩模棱未应，日本[RiBen]人借着醉酒凌辱韩，但未出事。

　　1936年11月，以为韩复榘已答应山东[ShanDong]“自治[ZiZhi]”，并以此报功，调升日本[RiBen]天津驻屯军参议的花谷，久不见韩的实际行动，于是飞来济南晤韩。花谷的要求受到韩拒绝后，大失所望，以致恼羞成怒，拔刀欲剖腹自杀，经人阻拦，自杀未遂，之后同坂垣乘飞机以视察黄河为名转了一圈又回来表示缓和。此时恰遇以浅沼为首的日本[RiBen]经济考察团5人来济考察，日本[RiBen]领事西田设宴招待，并邀韩和部下高官程希贤，顾问葛金章、过之纲和韩多峰，济南市长闻承烈等赴宴，花谷等日本[RiBen]人也被邀请。开席前，花谷把韩领到屋角去谈，并铺开一张地图指给韩看。在一旁的人听到花谷说黄河决口，河水泛滥，已将山东[ShanDong]和南京隔开，如果通电独立，南京军队也不易过来。后来二人说话声小了，再也听不清，但看到二人都面红耳赤，像生气的样子。这时，西田请大家入座致词，说些“中日亲善”、“中日提携”的话。韩致答词后，花谷愤愤地站起来说：“中日亲善，这是瞎说！这是胡说！中日是不会亲善的，如果要想亲善，只用一个字就行，那就是‘打’！一打就亲善了。”并举了甲午战争、庚子之变等事例侮辱中国人，甚至狂妄地敲击桌子。由此，可见花谷与韩复榘最终决裂了。
　　韩复榘最后终于倒向了南京政府。1937年3月蒋介石召韩去杭州见他，韩复榘欣然应命。因而到南京时，受到中央大兵的热烈欢迎，去杭州蒋又专门设宴款待，之后又约韩到上海作了一次长谈。
　　韩复榘除了听命于蒋介石外，在实际行动中也早做了些抗战的准备。从1936年起，他在山东[ShanDong]各县大力扩充民团，训练民众，支持教育厅办理学生集中训练，在各县办理义务集训教员，支持教育厅长何思源作抗日讲演先后45次之多。韩还从军队里抽调军官帮助民众军训，空出军队名额作为训练民众的经费。韩还同各厅厅长到全省各地巡视，检阅民众训练情况，同时韩对军队也加紧训练和抗日教育，不再在军内禁止反日言论，而是把西北军充满反帝精神的军歌作为第三路军的军歌坚持唱。因此，他部下官兵，没有一个不主张抗日的。他下令在省府高级官员住处挖防空洞，以备抗战。1936年6月25日，他对《山东[ShanDong]民国日报》等9个报社社长讲话时明显针对日本[RiBen]人说：“有妄想压迫山东[ShanDong]者，我山东[ShanDong]也绝不示弱。”（《北京晨报》，1936年6月27日）1936年韩收到日驻济领事有野学抗议山东[ShanDong]中学课本有反日言论的小册子，他先拿给教育厅长何思源看后说：“不要理他！”1937年3月，惠民第五区督察专员公署查获日商走私汽车3辆，解往济南，韩除将汽车依法没收外，并以此专对日商走私问题发布“布告”，严词宣称：“禁运货纳税，律有专条，偷漏取巧，法所不许。……本总指挥职责所在，奉命维惟谨，不能不加以取缔。迭经通令所属，严于缉查，设法禁止在案。”而且强调：“此后运输货物，务须遵章报税，不准偷漏走私，倘敢故违，一经查出，定行从严惩处，决不宽贷，切切此希。”（《申报》，1937年3月9日）
　　此外，韩对参与“华北[HuaBei]自治[ZiZhi]”活动的人公开表示反对。天津市长肖振瀛参与“华北[HuaBei]自治[ZiZhi]”，1935年在为其母做寿时给韩发来请帖，韩在请帖批上“送挽联一幅”，说：“死在眼前，还做寿呢！”张自忠接任天津市长后，曾赴日参观，回来后到济晤韩，韩背后讽刺为“朝日归来”。1937年5月，北平局势紧张，宋哲元以修祖坟为名避居原籍山东[ShanDong]乐陵，韩曾与其会晤于商河县城西之第家寺。归来后，韩对其僚属说：“宋明轩真草包，在北平抵不住，跑到山东[ShanDong]来。”（《一代枭雄韩复榘》，第71页）。
　　上述种种，足可看出“华北[HuaBei]事变”后韩复榘对日态度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