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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创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于1939年1月1日,最初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1945年冬至1949年春改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后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出版至今,是中国共产党现存党报中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之一。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KangRi]救国运动。在华北地区,以游击战为主,建立敌后抗日[KangRi]根据地,抗击日军。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八路军和人民抗日[KangRi]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无论在人力、财力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和巩固抗日[KangRi]根据地已经成为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的关键。为了能够宣传党的抗日[KangRi]主张和政策,动员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积极抗日[KangRi],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创办一份能够作为山东人民抗战[KangZhan]号角的报纸。
1938年1月,边区省委将创办报纸的工作列入紧迫日程,并进行集中筹备工
作。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派刘导生、匡亚明分别担任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并将报纸定名为《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刘导生是江苏丰县人,抗战[KangZhan]前是北平民先总队部负责人之一,“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平津沦陷后,动员和组织大批平津同学到山东参加抗战[KangZhan]工作。匡亚明开始在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后改编为第十军团)任政治部副部长,后石友三部奉调到河北省,匡亚明即脱离该部队,继续留在山东工作。筹备工作开始后,他们首先组织了工作班子,设置了编辑部、电务室、营业部、机关管理员和印刷厂等部门。筹备过程中,一个突出的困难是缺乏干部,编辑部中只有匡亚明一人具有写作经验,而省委抽调的十几人中,大部分只有中等文化水平,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边学边干,一切从头开始。
在报社筹备过程中,沂水的《青年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青年报》是在沂水党组织领导下,由当地爱国知识青年李戴、马民等自费编印的一张民间油印小报,开始名为《民生三日刊》,后改为《青年报》。该报拥护中共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抗日[KangRi]救亡运动,深受群众欢迎。《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缺乏必要的物质装备,《青年报》的全体人员就于1938年11月中旬,带着私人所有的油印机、收音机、电话机和步枪加入到《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的创刊工作中,为《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提供了必要的装备。
筹备过程中,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为随时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偷袭和“扫荡”,报社的印刷厂设在距编辑部八九里路、非常隐蔽的小山庄里,而当时的主要消息来源则只能靠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口语记录新闻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战报。电务室也只有一台收报机,一台收音机,3名实习报务员,而且由于业务技术不过关,开始收报时还不能抄全字码,无法译出成段文字,但他们仍以顽强的毅力苦练基本功,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了创刊的要求。
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报社出刊了两期名为《突击》的油印试刊,以此来锻炼编辑和印刷队伍,以保证《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的顺利出刊。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因此,《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伊始即由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并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
1939年1月1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正式创刊。创刊号一、四版为红色,二、三版为黑色,报名置于报头中间,为马民所题,右报耳刊登“坚持抗战[KangZhan],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口号。一版刊登了发刊词,阐明办报宗旨是“为大众[DaZhong]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始终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史实。在抗战[KangZhan]的困难时期,《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一直坚持出版,不能出铅印报,即出石印报、油印报和书页式小报。1945年,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社进驻临沂城并开始改出对开张。抗日[KangRi]战争时期,《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是引导、鼓舞山东人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KangZhan]胜利的战斗号角。
作为党的机关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从创刊伊始就备受中共中央关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委都曾为办好《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作出过决定。1940年1月1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1周年之即,毛泽东亲自为创刊周年纪念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自觉,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KangZhan]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起,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日[KangRi]主张,同时又密切联系群众,忠实报道群众抗日[KangRi]热情。在抗日[KangRi]战争的各个时期,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中都坚持出报、送报,真正起到了党的喉舌的作用,起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的作用。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之时,正值八路军山东纵队号召山东人民开展自卫团突击运动。《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在发刊词中号召:“加紧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建立自卫团,实行放哨盘查,肃清汉奸,协助与配合军队作战。”此后,又相继发表三篇社论:《广泛开展自卫团突击运动》、《统一与健全鲁南动员工作的领导机关》、《突击运动与政治动员》,号召各地方当局根据抗战[KangZhan]建国纲领,结合各地实际,广泛建立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抗日[KangRi]力量——自卫团,阐明了省委组织自卫团突击运动的客观条件,指出广大群众应在抗日[KangRi]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KangRi]的原则下,精诚团结,亲密合作。突击自卫团运动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抗日[KangRi]形势宣传运动,《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可磨灭。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日本侵略者也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进行利诱,瓦解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始终高举抗战[KangZhan]、团结、进步的旗帜,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一切抗战[KangZhan]的力量,打击共同的敌人而呐喊。1939年1月31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第一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清楚阐明了真诚团结,争取抗战[KangZhan]到底的立场。2月,针对山东抗战[KangZhan]情况,刊登了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国共两党对于持久抗战[KangZhan]的基本认识及方针的一致性,指明依据山东的抗日[KangRi]形势,必须拟订适用于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必须建立健全民意机关并组织民众参加抗战[KangZhan]。《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及时报道国民党的动向,并对有利于抗战[KangZhan]的言行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比如,沈鸿烈在鲁南军政会议上所说的“团结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曾在多次社论和专访中予以引用和肯定,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办报精神。同时,《大众[DaZhong]日报[RiBao]》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活动和罪行,曾就太河惨案出版专刊和作连续报道,从舆论上支持了八路军的反顽斗争。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始终坚持扎根于民众,反映民众呼声,积极向民众宣传党的抗日[KangRi]政策,提高民众抗日[KangRi]意识。抗日[KangRi]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抗日[KangRi]游击根据地遭到敌人的疯狂“扫荡”,敌后游击战争面临巨大的困难。《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发表多篇社论、通讯,帮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看法,明确当时形势任务,树立抗战[KangZhan]必胜的信心。1939年1月30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第三版报道了对华疯狂进攻中的日寇在国际上愈趋孤立,各国抵制日货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况。此后,报纸还相继报道了日本国内的多种危机,指明“日本国内财政经济危机,革命危机,及法西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摩擦,随着我国抗战[KangZhan]的持久性,必然要发展成为日寇法西斯军阀的丧钟,最后使它塌台”。对于国内的报道,则始终围绕共产党“坚持抗战[KangZhan],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宣传抗战[KangZhan]力量的不断壮大,指明坚持抗战[KangZhan]到底,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而国共两党及各党派的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必然巩固与壮大,增强人民群众积极抗日[KangRi]的决心。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还非常注重对民主政权建设的宣传,它一创刊就曾提出“改善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政治机构之充分民主化,在可能条件下改善人民生活”。号召各级地方政府实行民选,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1939年6月4日,发表社论《建立敌战区抗日[KangRi]政权》,提出敌战区政权应推行民主化,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扩大民主运动。8月28日,发表社论《拥护民主政权》,当时国民党的很多县政府官员弃职而逃,而各抗日[KangRi]团体则以英勇的精神与日寇周旋,并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成立了各级行政委员会,所以社论呼吁政府应无条件承认这些由坚持抗日[KangRi]的民众恢复的抗日[KangRi]民主政权。12月20日,发表社论《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从理论上和时间上阐述了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对于抗战[KangZhan]建国的重要意义,并对于民主政权建设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1940年4月1日,发表名为《反对汪逆扮演傀儡戏与加强我国政治机构》的社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民选国大代表,用民选方式对全国各级政权机关进行改造。
在整风运动中,《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充分发挥作为新闻媒体的优势,积极宣传整风的必要性,及时报道整风情况。1942年4月,《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发表题为《用脱裤子的精神回答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是全党思想改造与思想建设的总方针,对于山东尤为重要。因为山东经济特别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所以三风在党内严重存在,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11月,根据全党的整风形势,又发表题为《总结学风学习,开始党风学习的社论》,指出整风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山东各地区的特殊性、独立性”以及个人自尊等宗派主义的表现,以增强党的团结。1943年11月23日,发表《备战中要贯彻整风学习》的社论,号召争取一切可能的时间,组织学习文件,完成学习计划。12月13日发表肖华《关于今年整风学习的初步意见》的文章,概述了1943年下半年整风学习的情况,要求各级领导认真总结经验,调整学习计划,改进学习方法,利用年关进行有组织的学习。
随着抗日[KangRi]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抗日[KangRi]战争结束时,报社工作人员已由刚刚创刊时的十几人增加至200余人。《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因其言论和报道的准确性、时效性和文字的生动性、编排的活泼性赢得了抗日[KangRi]根据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而它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出报、坚持送报的精神更体现了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山东抗日[KangRi]战争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KangRi]救国运动。在华北地区,以游击战为主,建立敌后抗日[KangRi]根据地,抗击日军。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八路军和人民抗日[KangRi]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无论在人力、财力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在非常困难的时期。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和巩固抗日[KangRi]根据地已经成为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战的关键。为了能够宣传党的抗日[KangRi]主张和政策,动员组织和鼓舞人民群众积极抗日[KangRi],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创办一份能够作为山东人民抗战[KangZhan]号角的报纸。
1938年1月,边区省委将创办报纸的工作列入紧迫日程,并进行集中筹备工
作。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派刘导生、匡亚明分别担任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并将报纸定名为《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刘导生是江苏丰县人,抗战[KangZhan]前是北平民先总队部负责人之一,“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平津沦陷后,动员和组织大批平津同学到山东参加抗战[KangZhan]工作。匡亚明开始在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后改编为第十军团)任政治部副部长,后石友三部奉调到河北省,匡亚明即脱离该部队,继续留在山东工作。筹备工作开始后,他们首先组织了工作班子,设置了编辑部、电务室、营业部、机关管理员和印刷厂等部门。筹备过程中,一个突出的困难是缺乏干部,编辑部中只有匡亚明一人具有写作经验,而省委抽调的十几人中,大部分只有中等文化水平,但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边学边干,一切从头开始。
在报社筹备过程中,沂水的《青年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青年报》是在沂水党组织领导下,由当地爱国知识青年李戴、马民等自费编印的一张民间油印小报,开始名为《民生三日刊》,后改为《青年报》。该报拥护中共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宣传抗日[KangRi]救亡运动,深受群众欢迎。《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缺乏必要的物质装备,《青年报》的全体人员就于1938年11月中旬,带着私人所有的油印机、收音机、电话机和步枪加入到《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的创刊工作中,为《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提供了必要的装备。
筹备过程中,各方面条件都非常艰苦。为随时应付日本侵略者的偷袭和“扫荡”,报社的印刷厂设在距编辑部八九里路、非常隐蔽的小山庄里,而当时的主要消息来源则只能靠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每天播发的口语记录新闻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战报。电务室也只有一台收报机,一台收音机,3名实习报务员,而且由于业务技术不过关,开始收报时还不能抄全字码,无法译出成段文字,但他们仍以顽强的毅力苦练基本功,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了创刊的要求。
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报社出刊了两期名为《突击》的油印试刊,以此来锻炼编辑和印刷队伍,以保证《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的顺利出刊。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因此,《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伊始即由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并成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机关报。
1939年1月1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正式创刊。创刊号一、四版为红色,二、三版为黑色,报名置于报头中间,为马民所题,右报耳刊登“坚持抗战[KangZhan],克服困难,准备反攻”的口号。一版刊登了发刊词,阐明办报宗旨是“为大众[DaZhong]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更成为他们所热烈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始终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东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史实。在抗战[KangZhan]的困难时期,《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一直坚持出版,不能出铅印报,即出石印报、油印报和书页式小报。1945年,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社进驻临沂城并开始改出对开张。抗日[KangRi]战争时期,《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是引导、鼓舞山东人民团结战斗,夺取抗战[KangZhan]胜利的战斗号角。
作为党的机关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从创刊伊始就备受中共中央关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华东局和中共山东省委都曾为办好《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作出过决定。1940年1月1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1周年之即,毛泽东亲自为创刊周年纪念题词:“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自觉,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KangZhan]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自1939年1月1日创刊起,始终坚持宣传党的抗日[KangRi]主张,同时又密切联系群众,忠实报道群众抗日[KangRi]热情。在抗日[KangRi]战争的各个时期,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中都坚持出报、送报,真正起到了党的喉舌的作用,起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的作用。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创刊之时,正值八路军山东纵队号召山东人民开展自卫团突击运动。《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在发刊词中号召:“加紧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建立自卫团,实行放哨盘查,肃清汉奸,协助与配合军队作战。”此后,又相继发表三篇社论:《广泛开展自卫团突击运动》、《统一与健全鲁南动员工作的领导机关》、《突击运动与政治动员》,号召各地方当局根据抗战[KangZhan]建国纲领,结合各地实际,广泛建立不脱离生产的民众抗日[KangRi]力量——自卫团,阐明了省委组织自卫团突击运动的客观条件,指出广大群众应在抗日[KangRi]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KangRi]的原则下,精诚团结,亲密合作。突击自卫团运动是最广泛最深入的抗日[KangRi]形势宣传运动,《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在其中所起作用不可磨灭。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并陆续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日本侵略者也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对国民党进行利诱,瓦解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始终高举抗战[KangZhan]、团结、进步的旗帜,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团结一切抗战[KangZhan]的力量,打击共同的敌人而呐喊。1939年1月31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第一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清楚阐明了真诚团结,争取抗战[KangZhan]到底的立场。2月,针对山东抗战[KangZhan]情况,刊登了中共北方局山东分局致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一封信。信中阐述了国共两党对于持久抗战[KangZhan]的基本认识及方针的一致性,指明依据山东的抗日[KangRi]形势,必须拟订适用于山东特殊条件的共同遵守的统一战线纲领,必须建立健全民意机关并组织民众参加抗战[KangZhan]。《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及时报道国民党的动向,并对有利于抗战[KangZhan]的言行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比如,沈鸿烈在鲁南军政会议上所说的“团结是生路,分裂是死路”,《大众[DaZhong]日报[RiBao]》曾在多次社论和专访中予以引用和肯定,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办报精神。同时,《大众[DaZhong]日报[RiBao]》还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活动和罪行,曾就太河惨案出版专刊和作连续报道,从舆论上支持了八路军的反顽斗争。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始终坚持扎根于民众,反映民众呼声,积极向民众宣传党的抗日[KangRi]政策,提高民众抗日[KangRi]意识。抗日[KangRi]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抗日[KangRi]游击根据地遭到敌人的疯狂“扫荡”,敌后游击战争面临巨大的困难。《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发表多篇社论、通讯,帮助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看法,明确当时形势任务,树立抗战[KangZhan]必胜的信心。1939年1月30日,《大众[DaZhong]日报[RiBao]》第三版报道了对华疯狂进攻中的日寇在国际上愈趋孤立,各国抵制日货运动不断发展的情况。此后,报纸还相继报道了日本国内的多种危机,指明“日本国内财政经济危机,革命危机,及法西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摩擦,随着我国抗战[KangZhan]的持久性,必然要发展成为日寇法西斯军阀的丧钟,最后使它塌台”。对于国内的报道,则始终围绕共产党“坚持抗战[KangZhan],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正确主张,宣传抗战[KangZhan]力量的不断壮大,指明坚持抗战[KangZhan]到底,争取民族解放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而国共两党及各党派的抗日[KangRi]民族统一战线必然巩固与壮大,增强人民群众积极抗日[KangRi]的决心。
《大众[DaZhong]日报[RiBao]》还非常注重对民主政权建设的宣传,它一创刊就曾提出“改善政治机构,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政治机构之充分民主化,在可能条件下改善人民生活”。号召各级地方政府实行民选,建立真正的民意机关。1939年6月4日,发表社论《建立敌战区抗日[KangRi]政权》,提出敌战区政权应推行民主化,要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扩大民主运动。8月28日,发表社论《拥护民主政权》,当时国民党的很多县政府官员弃职而逃,而各抗日[KangRi]团体则以英勇的精神与日寇周旋,并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成立了各级行政委员会,所以社论呼吁政府应无条件承认这些由坚持抗日[KangRi]的民众恢复的抗日[KangRi]民主政权。12月20日,发表社论《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建立新中国的政治基础》,从理论上和时间上阐述了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对于抗战[KangZhan]建国的重要意义,并对于民主政权建设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1940年4月1日,发表名为《反对汪逆扮演傀儡戏与加强我国政治机构》的社论,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民选国大代表,用民选方式对全国各级政权机关进行改造。
在整风运动中,《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充分发挥作为新闻媒体的优势,积极宣传整风的必要性,及时报道整风情况。1942年4月,《大众[DaZhong]日报[RiBao]》发表题为《用脱裤子的精神回答中央整顿三风的号召》的社论,指出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是全党思想改造与思想建设的总方针,对于山东尤为重要。因为山东经济特别落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所以三风在党内严重存在,必须开展整风运动,提高党的马列主义水平。11月,根据全党的整风形势,又发表题为《总结学风学习,开始党风学习的社论》,指出整风学习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干部思想上的“山东各地区的特殊性、独立性”以及个人自尊等宗派主义的表现,以增强党的团结。1943年11月23日,发表《备战中要贯彻整风学习》的社论,号召争取一切可能的时间,组织学习文件,完成学习计划。12月13日发表肖华《关于今年整风学习的初步意见》的文章,概述了1943年下半年整风学习的情况,要求各级领导认真总结经验,调整学习计划,改进学习方法,利用年关进行有组织的学习。
随着抗日[KangRi]战争形势的发展,《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至抗日[KangRi]战争结束时,报社工作人员已由刚刚创刊时的十几人增加至200余人。《大众[DaZhong]日报[RiBao]》也因其言论和报道的准确性、时效性和文字的生动性、编排的活泼性赢得了抗日[KangRi]根据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而它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都坚持出报、坚持送报的精神更体现了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山东抗日[KangRi]战争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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