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辛亥革命[GeMing]在武昌爆发，新旧势力的对抗终于以武装斗争形式剧烈爆发出来。一时间，革命[GeMing]洪流迅速席卷全国。革命[GeMing]者积聚已久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准备乘武昌起义的东风一举推翻清政府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然而，从中央到地方都实力尚存的封建势力并不甘心就此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以各种形式对抗革命[GeMing]。形形色色的中间势力也不甘寂寞，他们发挥自己的影响，试图按照他们的意图左右全国的形势。因此，辛亥革命[GeMing]后的几年里，全国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其中，新旧势力的对立尤为明显。这种特点体现在全国，主要是短暂的南北对峙；体现在山东[ShanDong]，则是两种性质的政权在省内的对峙。
　　一、辛亥革命[GeMing]在山东[ShanDong]和山东[ShanDong]独立在全国的政治格局中，山东[ShanDong]一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新旧势力必争的一个省份。山东[ShanDong]人民一向有悠久的革命[GeMing]传统，富有反抗精神，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山东[ShanDong]就是全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之一。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时规定全国划分五个支部，其中北方支部就设立在山东[ShanDong]的烟台。以徐镜心、丁惟汾为代表的山东[ShanDong]青年留学生，积极投身同盟会的革命[GeMing]活动。1907年底，徐镜心等受孙中山的委托回到国内，在烟台秘密设立了同盟会的机关，开展活动，发展组织，影响迅速扩大到济南、青岛等地；丁惟汾也于次年回国，建立了同盟会山东[ShanDong]分会。山东[ShanDong]的革命[GeMing]形势逐渐高涨起来。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传檄山东[ShanDong]，要求山东[ShanDong]革命[GeMing]势力迅速行动。山东[ShanDong]革命[GeMing]者审时度势，决定立即行动，迅速在烟台发动武装起义，夺取这个在山东[ShanDong]有着重要影响的城市。11月12日晚，起义正式发动。由于烟台是同盟会在山东[ShanDong]活动最早的地方，革命[GeMing]基础较好，封建势力相对薄弱。所以，革命[GeMing]党人一行动，封建势力不战自溃，逃出烟台。革命[GeMing]党人一夜之间占领了烟台，并成立了军政府。
　　在省会济南，革命[GeMing]党人也很早就开始了活动。但由于省会是封建势力最为集中的地方，革命[GeMing]的进展较为缓慢。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济南的革命[GeMing]形势也迅速发展。11月5日，在徐镜心等革命[GeMing]党人的组织和号召下，济南各校学生和倾向于革命[GeMing]的其他各界人士在山东[ShanDong]省咨议局集会。徐镜心等人将事先拟定的《山东[ShanDong]独立大纲》向大会宣布，并要求成立临时政府。大会还决定推举各界代表前往巡抚衙门请愿。
　　与全国诸多省份类似，由于革命[GeMing]者未能掌握武装，并且缺乏经验，过分注重代表的所谓社会名望，因此所选的6名代表多为立宪派、旧官僚的代表人物。这些人本来就反对《山东[ShanDong]独立大纲》，被选为代表后就擅自把《大纲》篡改为《劝告政府八条》，阉割了其中的革命[GeMing]灵魂，然后把这个删改后的文件递交到了巡抚衙门。

　　武昌起义爆发后，山东[ShanDong]巡抚孙宝琦一直惴惴不安，害怕革命[GeMing]的火焰有朝一日也烧到山东[ShanDong]来。但接到《劝告政府八条》后，他却长出了一口气：“昨日省城各界人聚集，本已倡言独立，幸有和平派劝解，改为劝告政府八条。”当各界代表与其交涉山东[ShanDong]独立大计时，他断然拒绝：“政府一日不倒，则山东[ShanDong]一日不得与政府断绝关系。”
　　为了加速山东[ShanDong]独立的步伐，山东[ShanDong]同盟会重要成员徐镜心、丁惟汾、刘冠三等人聚集于大明湖历下亭，一致赞成徐镜心担任“山东[ShanDong]各界联合会”会长。但在旧官僚和立宪派的排挤下，徐镜心不久就被迫离开了济南。
　　11月7日，革命[GeMing]党人丁惟汾、谢鸿焘等联合各界人士，再次于咨议局集会，共同议决取缔勾结官府、阻挠山东[ShanDong]独立的咨议局。会上还成立了“山东[ShanDong]全省各界联合会总会”，作为山东[ShanDong]立法、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但这次会议在选举“总会”领导机构的时候，旧官僚夏继泉当选为会长。
　　随着全国革命[GeMing]形势的迅速发展，山东[ShanDong]革命[GeMing]群众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联合会多次派代表到巡抚衙门请愿，提出了建立共和、山东[ShanDong]独立等要求；革命[GeMing]党人还在北洋新军第五镇中广泛开展活动，赢得了部分官兵的支持和参与。

　　在各界革命[GeMing]群众的压力和推动下，联合会会长夏继泉同意正式召开大会宣告山东[ShanDong]独立。
　　1911年11月13日，各界群众万余人齐聚联合会会场参加独立大会。在巨大的压力下，山东[ShanDong]巡抚孙宝琦也被迫参加。大会上革命[GeMing]群众和以孙宝琦为代表的旧势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终于迫使孙宝琦同意宣布山东[ShanDong]独立。
　　二、反动势力的反扑和山东[ShanDong]独立的取消
　　在独立大会上，代表们推举孙宝琦为大总统（后改称山东[ShanDong]都督），贾宾卿为副总统（后改称副都督）。孙乘机提出三项要求：（1）所有政权、军权、财权均由他一人主持，他人不得过问；（2）山东[ShanDong]司道各官，拟更换得力人员，大家不得掣肘；（3）财政支绌，须到会绅商筹款。幼稚的革命[GeMing]派没有识破孙企图独揽大权的阴谋，各项要求都一一接受，白白断送了胜利果实。
　　宣布独立后，孙宝琦又暗地致电清廷内阁，陈述自己不得不答应独立的苦衷，甚至说自己“世受国恩，形同叛逆，万死奚辞”。且行文中还用“山东[ShanDong]临时政府抚部院孙”这种不伦不类的头衔。11月17日，他发电给青岛税务司时，索性赤裸裸地宣称：山东[ShanDong]独立“譬之开店，换一招牌而已”，军政事务一切照旧，充分暴露了他假独立的真面目。
　　在严峻的形势下，革命[GeMing]领导机构联合会内部的分裂趋势却在形成着。
　　内讧首先发生在拥护革命[GeMing]的第五镇。该镇原统制张永成的旧部本来就对代理统制贾宾卿不服，又听说贾要回第五镇，便企图刺杀贾，迫使贾不能回营掌握军队。独立派没有了军队作依托，势力大大削弱。第五镇中的反独立派军官乘机加紧活动，得到一些顽固派的附和，社会上也掀起一股解散联合会的逆流。反动政客张汉章、彭占元等人串通第五镇中的同党，扬言要解散联合会，全会人员暂回原籍，会中只留四五个人看守，造成解体空气。
　　同时，在派系林立的联合会内部，矛盾斗争也越来越尖锐。联合会内部革命[GeMing]派的中坚是以丁惟汾、谢鸿焘为首的同盟会会员，多是留日学生。他们在联合会中是革命[GeMing]力量的主体，但势力并不强大，也不掌握联合会的领导权；掌握领导权的主要是以会长夏继泉为代表的旧官僚、政客和地方士绅，他们本来就是革命[GeMing]的投机者；另外，联合会中还混进了一批反动政客，代表人物主要是张汉章、彭占元、朱承恩等人的“六二党”。他们在联合会中专断蛮横，动辄大打出手，与同盟会的关系日益紧张。
　　与此同时，全国的形势也在发生着逆转。11月16日，袁世凯被清政府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大权。袁上任后，立即命令其爪牙张广建、吴炳湘等到济南破坏山东[ShanDong]独立，以稳定其在北方的统治秩序。他还提示各省督抚：“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ShanDong]独立。”在袁世凯的阴谋操纵下，张广建、吴炳湘首先从第五镇入手，支持反动军官吴鼎元、聂宪藩等人逼走军中主张独立的官兵，并向联合会施加压力，要求取消独立。11月24日，联合会中的“六二党”及第五镇中的反动军官在山西会馆召开所谓“山东[ShanDong]全体维持会”。会间，竟将大炮架起，一面对着巡抚衙门，一面对着联合会，大发淫威。并扬言：谁不赞成取消独立，“就以军法从事”。

　　在这种形势下，孙宝琦认为取消独立的时机已到，便于11月24日悍然宣布：取消山东[ShanDong]独立名号。至此，短短12天的山东[ShanDong]独立宣告结束。
三、取消独立后山东[ShanDong]两政权并立
　　独立取消后，山东[ShanDong]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一是由清廷任命的胡建枢、张广建先后为巡抚的济南山东[ShanDong]巡抚衙门；另一个是由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的以胡瑛为都督、以张学济为参谋长的烟台革命[GeMing]军政府，即山东[ShanDong]军政府。
　　山东[ShanDong]取消独立后，孙宝琦立即向清廷发了一封自责电，并将巡抚印信交提法使胡建枢。12月17日，清廷内阁正式免去孙宝琦的山东[ShanDong]巡抚职务，由提法使胡建枢代理，张广建代理山东[ShanDong]布政使，济东泰武临道道员聂宪藩调任山东[ShanDong]提法使，吴炳湘任巡警道，吴鼎元升任第五镇统制。复辟的山东[ShanDong]巡抚衙门正式形成，其成员既有原来巡抚衙门的官僚，又有在取消独立中立功的反动军官、政客。
　　代理巡抚胡建枢在山东[ShanDong]一直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在中央也没有根基。特别是张广建、吴炳湘来山东[ShanDong]后，实权更为张、吴操纵，胡实际上成了傀儡。南北议和期间，胡不知深浅，不明袁世凯真意，曾发表声明，赞成停战，从而得罪了袁世凯。所以其上任不足1月就被免职，由张广建署理山东[ShanDong]巡抚，候补道员余则达代理山东[ShanDong]布政使。张广建是袁世凯的得力爪牙，独立取消当天，他就发兵围困学校，遣散了学生军；12日，他又派兵袭击了革命[GeMing]党人准备武装起义的地点“宜春轩”等地，逮捕了革命[GeMing]党10余人，枪杀了1人。任山东[ShanDong]巡抚后，他更是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GeMing]势力，迫害革命[GeMing]群众。上任第二天，即查封了齐鲁报馆，占据高等学堂，还专设“斩决处”，扬言“民军有敢死队，余则有敢杀队”，疯狂镇压革命[GeMing]群众。尽管孙宝琦取消了山东[ShanDong]独立，但对山东[ShanDong]全省的革命[GeMing]形势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此时全国的革命[GeMing]形势仍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南方各省相继独立，山东[ShanDong]各地的革命[GeMing]斗争形势也呈现出风起云涌的势头。在革命[GeMing]的冲击下，清政府已经是气若游丝，而作为其羽翼的各地方政府自然也只能是苟延残喘了。

　　尽管是在济南宣布了山东[ShanDong]独立，但山东[ShanDong]革命[GeMing]的中心却不在济南，而在胶东的烟台，革命[GeMing]的真正主导力量仍是从日本归国的同盟会会员。徐镜心等人一直感到孙宝琦等人的独立不可靠，早就主张再行革命[GeMing]。济南的山东[ShanDong]独立取消后，他们进一步吸取教训，决心以武装斗争光复山东[ShanDong]，夺取革命[GeMing]的真正胜利。
　　徐镜心离开济南后去了上海，与沪军都督陈其美及湖北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胡瑛取得了联系。相约南北策应，制定了先取烟台，再取登州，后西图济南，进而戡定山东[ShanDong]全省的计划。12月间，徐镜心等人再返烟台，与由辽东来烟台的革命[GeMing]党人刘艺舟等组织了“北部共和急进会”，自任会长；并派人分赴登州（今蓬莱市）、黄县（今龙口市）等地建立分会，筹款购械，准备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烟台和济南等地的情况有点类似，起义后成立了临时军政府，由于革命[GeMing]者的政治幼稚，把军政大权拱手交到了封建官僚、投机分子手中。此时的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是王传炯，此人原为清军烟台东山海军管带、舞凤炮舰舰长，烟台起义时投机革命[GeMing]，因其假装赞成革命[GeMing]又掌握军队而被推举为军政府总司令，攫取了领导权。但他始终暗中与济南的孙宝琦通气，拒绝与革命[GeMing]党人合作。山东[ShanDong]独立取消后，他又与袁世凯秘密联络，阴谋破坏革命[GeMing]。在王的控制下，革命[GeMing]党人备受排挤，革命[GeMing]形势趋于恶化。
　　为了把烟台的军政大权从王传炯手中夺回来，12月18日，徐镜心和原来策动烟台起义的李瑞芝等人召集各界代表在毓材学堂开会，决定改烟台临时军政府为山东[ShanDong]都督府。会上推举革命[GeMing]党人左汝霖为总司令，执掌兵权，王传炯改任暂时代理都督。王传炯所部军官董保泰等人见军权将被革命[GeMing]党人掌握，即刻退出会场，派兵将学校包围，并向校内开枪示威，并指示乱兵冲进会场欲捉拿徐镜心。混乱之中，共和急进会成员刘艺舟等人将王传炯拘留，以应付危局。王传炯恐自身难保，在《芝罘日报》社经理、日本人桑铭贞治郎的调停下，下令围校军队撤退。此事过后，共和急进会遭到王的破坏，徐镜心等40余位共和急进会成员被迫撤至大连，伺机再举。烟台的革命[GeMing]形势暂时处于低潮。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消息传来，山东[ShanDong]的革命[GeMing]党人备感欢欣鼓舞。当时正在上海的山东[ShanDong]同盟会会员丁惟汾等立即谒见孙中山和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请兵支援山东[ShanDong]。孙中山也认为山东[ShanDong]的革命[GeMing]形势关系到革命[GeMing]大局，于是指示山东[ShanDong]的革命[GeMing]党人在烟台、大连加紧活动，命令组织山东[ShanDong]军政府，并任命胡瑛为都督，派北伐军开赴烟台。
　　1912年1月中旬，三支革命[GeMing]军云集烟台，看到形势不妙，王传炯趁机溜走，革命[GeMing]党人宣布成立山东[ShanDong]军政府。同时，徐镜心等人也率其所募民军200余人，从大连抵登州，于1月14日光复登州，1月17日又光复黄县。胶东的革命[GeMing]形势重新高涨。
　　两类不同性质的政权并立山东[ShanDong]，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摩擦和斗争。山东[ShanDong]军政府成立后，山东[ShanDong]巡抚张广建多次组织清军进剿革命[GeMing]军。特别是徐镜心等人光复登州、黄县后，张广建更是气急败坏，命令清军大举反扑，企图夺回登、黄，进而扑灭烟台的革命[GeMing]势力。反动势力曾一度攻陷黄县县城，杀害了革命[GeMing]党人王叔鹤等人。2月13日，革命[GeMing]军组织军队反击，重新收复了黄县。这期间，文登、荣成、牟平、诸城、高密、即墨等地也先后宣布光复，在山东[ShanDong]军政府的领导下，胶东地区的革命[GeMing]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好形势。与此同时，以原山东[ShanDong]革命[GeMing]党人陈干为旅长的“淮泗讨虏军”在鲁西南一带不断攻击清军，沿津浦线一路北上，直接威胁济南，与胶东的革命[GeMing]力量遥相呼应，复辟的山东[ShanDong]封建政权重又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3月10日，窃取了辛亥革命[GeMing]胜利果实的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由此开始。
　　全国的形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山东[ShanDong]，把山东[ShanDong]军政府早已视为眼中钉的袁世凯和张广建对烟台方面的军政府都督胡瑛多方刁难。看到革命[GeMing]大势已去的胡瑛于3月9日致电袁世凯辞职。而此时袁世凯也看到济南方面的张广建由于镇压革命[GeMing]名声已臭，为了显示其开明，便于3月25日下令，将胡瑛、张广建一同免职，任命周自齐为山东[ShanDong]都督。同时宣布撤销设在烟台的山东[ShanDong]军政府，解散山东[ShanDong]的革命[GeMing]军。
　　周自齐到达山东[ShanDong]后，迅速排挤了山东[ShanDong]境内的革命[GeMing]力量，北洋军阀集团完全控制了山东[ShanDong]，山东[ShanDong]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