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刚才谈到“反动”，你觉得新感觉派的穆时英等人是不是也是个骨子里很“反动”的作家？

　　王德威：穆时英非常有趣。穆时英的问题当然很复杂，一方面他代表了中国[ZhongGuo]文化现代性[XianDaiXing]中非常前卫的姿态。他们在上海接受了最新的东西，和法国文学[WenXue]直接接轨。新感觉派另外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刘呐鸥就是从台湾经日本来到上海的，还有施蛰存、杜衡等人，他们有各种现代性[XianDaiXing]的资本。他们毫无疑问是全上海最前卫的一群人，而且有淡淡的左派色彩，尤其是刘呐鸥，当时左派是很时髦的。但是经过几十年之后，我们[WoMen]会反问，这些时髦，是现在我们[WoMen]穿在身上的名牌标签呢？还是真正对于当时的社会运动有所感触呢？或者他用最颓废的方式来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政权的现状呢？他们的动机就很复杂了。

　　后来呢？历史就是这么样的充满反讽。刘呐鸥与穆时英又不自觉地向汪伪政权靠拢。因为这样的政治抉择，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是另外一种转折。这种姿态是反动的吗？当然，以我们[WoMen]今天民族大义的观点来看，我们[WoMen]当然说他们是反动的。但是我们[WoMen]无从询问死者，他说不定有另外一套说法，他会觉得说，在那个意义上，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非常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他是否认为自己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何况几十年后的翻案文章说他是双面间谍，那就更复杂了。反动与否没法下定论。那种现代性[XianDaiXing]的姿态，正面的现代性[XianDaiXing]与反面的现代性[XianDaiXing]，这种游移的现代性[XianDaiXing]也应该包括其中。我们[WoMen]现在看待现代性[XianDaiXing]，不能说我只选我喜欢的。

　　南都周刊：在学者连篇累牍论述现代性[XianDaiXing]的过程中，似乎只有张爱玲一个人成为了大众的最爱。今年也是张爱玲诞辰90周年。你说要纠正“19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的说法，这样说，是不是就是说张爱玲晚期作品是你认为她写得最好的小说？

　　王德威：当时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张爱玲的这些中文小说和英文小说“出土”之前，我们[WoMen]认为，1955年她离开了香港之后，她的创作量减少，她整个的创作生涯因为客观环境的限制趋于沉寂。这几年来，《小团圆》出来了，《雷峰塔》和《易经》出来了，还有其他的，你突然意识到，原来张爱玲是很努力地在写作的。这个是必须让我自我修正的。

　　此外，我上次在复旦大学作报告时就说过，张爱玲对什么是写作已经有了新的看法，她越来越回到古典，她觉得创作不只是原创性的创作，这种创作观念只是西方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给予我们[WoMen]的。事实上在她的晚年，她翻译了《海上花列传》，从苏州话翻成国语，然后从国语翻成英文，这是多大的工程？她认为这也是创作，更何况还有她解读《红楼梦》的《红楼梦魇》，其实她延续了旧中国[ZhongGuo]的创作观点，述而不作。所以我也提出了一个“重复与衍生的美学”的观念，说穿了没什么了不起，这不是中国[ZhongGuo]传统的文学[WenXue]创作路径吗？张爱玲延续了这样一个传统，到了二十一世纪应该给予尊重。以前的观点，就是认为张爱玲到了美国之后就江河日下，张爱玲根本就不想要发表了，我们[WoMen]还在这悻悻地说她创作力衰退之类的话，说不定她还会在天上冷笑：“曹雪芹一生都没有想要把《红楼梦》出版。”那是她晚年另外一种看待文学[WenXue]的方式。

　　南都周刊：张爱玲也用英语写作，但她在美国就不怎么受欢迎，你觉得主要原因何在？

　　王德威：主要原因是她的语言。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是我在阅读《雷峰塔》和《易经》时，觉得她力有未逮。呆板，她的英语中有很多解释，解释太多，自然有阅读障碍。但是她的《秧歌》英文不错，那本我很喜欢，《赤地之恋》也不错，但是总觉得不自然，很奇怪她的英文为什么写成这样，她从小就学英文。

　　南都周刊：顾彬非常喜欢《秧歌》和《赤地之恋》，认为它们非常爱国，你怎么看这两部小说？这两部小说一直没有在内地出版，这是否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在作怪？

　　王德威：“爱国”？我不知道他说的“爱国”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两部作品应该在内地出版。今天中国[ZhongGuo]如果连两部五六十年前的小说都容纳不下的话，怎么能够体现其“大国心态”？这也未免太瞧得起张爱玲的政治影响力了，这其实是缺乏自信心的表现。我觉得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可是完全不是因为顾彬的理由。我得跟顾彬唱唱反调，她写得很好，是因为张爱玲有切身之痛，经过1949年的大裂变，作为一个在上海出生的作家，她知道从此以后就将与上海分离，她不能离开上海，她的整个创作是需要上海来滋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