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和海外，我们[WoMen]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LiShi]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LiShi]学家的作为。历史[LiShi]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LiShi]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LiShi]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GuoMinDang]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他完全有权利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一样，利用自己[ZiJi]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但是，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们[WoMen]不难发现，除了个别具体的事例以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LiShi]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LiShi]进程的影响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GuoMinDang]辩诬，而且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GuoMinDang]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的历史[LiShi]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LiShi]”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ZiJi]的历史[LiShi]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LiShi]原因，和它们对历史[LiShi]进步的推动作用。他列举的国民党[GuoMinDang]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LiShi]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大历史[LiShi]”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LiShi]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WoMen]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ZiJi]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LiShi]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GuoMinDang]的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因为，那些在我们[WoMen]印象中从来都是代表上层有产阶级的国民党[GuoMinDang]骨干，当时却在大谈应当立行财产登记，拒绝资本家、官僚毒化国民党[GuoMinDang]，必须使党能“代表农工及被压迫民族被剥削的人民，实行民生主义”[6]。

　　台北中央研究院当年设置近代史研究所时，曾遭到众多历史[LiShi]学家的反对。其理由很简单，这段历史[LiShi]距离今人太近，目前还没有客观研究的可能与条件。今天看来，这种看法并非杞人忧天。当我们[WoMen]今天研究秦始皇时，由于过去的时间久远，我们[WoMen]既会带着遗憾的心情分析他何以焚书坑儒，也会带着欣赏的态度研究他如何一统天下。而当我们[WoMen]研究蒋介石或毛泽东时，由于他们距离我们[WoMen]太近，甚至至今影响犹存，因此很少有人能够像对秦始皇那样，丝毫不带个人主观色彩地去描述他们的功过是非。尽管，当我们[WoMen]真正深入到他们内心世界去的时候，可能会发觉他们其实和我们[WoMen]周围许多人一样，无论他们按照我们[WoMen]今天的价值判断当年做错了什么，其主观上未必真有任何邪恶的动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他们所生长的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也只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冲突的表现。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放到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去加以检验，不是仅仅从道德的角度，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他们对国家、民族以及社会所产生的历史[LiShi]作用，进而再放眼于更长的历史[LiShi]时段，以比较他们的作为哪些推动了历史[LiShi]的前进，哪些滞后了历史[LiShi]的发展。更何况，我们[WoMen]今天仍然无法消除，也不应当试图消除社会上不同观点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WoMen]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历史[LiShi]上的人物一定要按照我们[WoMen]今天并不一致的观点去生活和行动呢？与其雄心勃勃地准备充当可以裁判一切的上帝，而冒可能重演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历史[LiShi]悲剧，不如在分析和研究这些十分复杂的历史[LiShi]问题时，学会在道德批判问题上尽可能保持沉默。

　　当然，还是那句话，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WoMen]不可以学习黄仁宇先生，像他那样，努力放大我们[WoMen]的历史[LiShi]观，即把历史[LiShi]人物和事件放到尽可能大的时空中去观察，同时尽可能减少我们[WoMen]的道德观在历史[LiShi]研究中的影响。黄仁宇这样试过了，我们[WoMen]后来的人理应比他做得更好。

　　原载《紫荆》2001年10月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6期

　　[1]见韩国翰林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编，第4卷，第551—563页。

　　[2]在第四次战役结束后的1951年3月1日第八十师政治部所做的总结报告中说明，该师入朝以来逃亡95人，临阵脱逃33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八十师政治部：《入朝作战[ZuoZhan]战时政治工作总结》，1951年3月1日，同前引书，第103页。

　　[3] 《叶生明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2卷，第1—2页。

　　[4] 《许泗才入团志愿书》，同前引书，第2卷，第9—11页。

　　[5] 见钱文忠：《当代中国的劫魂运动》，《百年潮》第4期，1999年7月。

　　[6] 台北党史会藏，特交档案（党务）012卷40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