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让历史[LiShi]事实自己说话”。是不是说只要有史料，用史料说话就可以？理论没有[MeiYou]用？

　　王家范：假若只是为搞清某人某事，把事实本相弄清楚、讲清楚，这样做，勉强对付过得去，但还缺乏应有的价值评判。研究的面广了，通贯几百年、数千年，涵盖方方面面的历史[LiShi]，没有[MeiYou]理论思维，就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整合不起来，也讲不出什么历史[LiShi]意义。

　　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耽久的人，多少都会有这种体验：面对一个[YiGe]个历史[LiShi]事件的结局，比较容易得出判断，但进入长时段历史[LiShi]这样的层面，一连串甚至相当长时期里发生的种种历史[LiShi]结果，透视出的却是一种诡异的现象，不免叫人迷惘。原来左右政局成败的所谓“历史[LiShi]经验”并不总是那么灵验。历史[LiShi]喜欢作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MeiYou]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东汉末，曹操、刘备（实际是诸葛亮）等，心底里没有[MeiYou]一个[YiGe]人不想一统天下的。赤壁之败，扫了曹某人的兴；“六出祁山”，诸葛亮心灰意冷。时势总是比能人还“能”百倍。深刻的例子数朱元璋。他带领农民造反，当了皇帝，口口声声不忘农民的辛苦，自以为建国后做的事都是为农民好。然而，他绕不开自己所处的局势，要经营一个[YiGe]国家（运作庞大的政权机构），没有[MeiYou]百姓提供赋税徭役，可能吗？所以，他不能不在每个农民的户帖上写道：谁隐匿田亩人丁，统统拿去充军。结果不仅赋税徭役不比前代王朝轻，“猛政”下的百姓比过去更少了逃税的“法门”，洪武自己则背上言行不一的坏名声，连“凤阳花鼓”也在骂他。对农民而言，跟着造反，少数人暴富暴贵，绝大多数则依然故我，南辕而北辙。

　　说及历史[LiShi]变动，尴尬的感觉更特别，说快，缓慢得像蜗牛，让人失去耐心；不想快，突然野马失控，狂奔乱跳。大约是明朝的嘉靖末、万历初，神经过敏的士人不满社会[SheHui]风气，开始预言明朝离灭亡已经不远。这话说了五六十年，都不曾应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经济[JingJi]繁荣景象依旧，朝野颇多自满，所谓“花团锦簇”，但到大厦朝夕间倾倒，还在怨天怪地，不知所以然。王夫之《读通鉴论》说的“历史[LiShi]气运”，就是批评晚明的一些知识分子短视，对长时段历史[LiShi]里已经积累起的普遍哲理没有[MeiYou]起码的常识。

　　在中国[ZhongGuo]，循环史观影响最深。当有人说到“天道好还”，已经是属于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了。因为在古代中国[ZhongGuo]，政治制度、社会[SheHui]结构没有[MeiYou]出现根本性的质变，没有[MeiYou]可对比与超越的样式，“一治一乱”的宿命，导致循环史观湮没了对社会[SheHui]环境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感知能力，把心思全放在治乱的随机应付上，以为“祖制”是不能动摇的。相反，在西欧，由古代至中世纪，由中世纪至现代[XianDai]（前期习称“近代”），政治经济[JingJi]制度、社会[SheHui]结构几度发生重大转折，社会[SheHui]环境变化极为丰富。恩格斯著名的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合力”论，最精辟地集中了西人经历诸多重大变迁后，对“长时段”历史[LiShi]认识的转变：决定历史[LiShi]走向的是各种社会[SheHui]力量、各种社会[SheHui]变化积累所产生的“力的综合”，任何人都没有[MeiYou]得到自己原来所期望的结果，但历史[LiShi]正是通过“合力”推动制度变革大踏步前进。到此，我们必须承认，超越人与事，以社会[SheHui]制度变迁为重心看历史[LiShi]，眼光要比传统历史[LiShi]观来得犀利、来得透彻，感性的历史[LiShi]真正转变为理性的历史[LiShi]。

　　当历史[LiShi]的观察和解读上升到这样的理性高度，仅仅靠史实考证积累已经不敷应对，于是就有各种社会[SheHui]科学的介入，就有社会[SheHui]历史[LiShi]分期直至“社会[SheHui]形态”学说的出现。“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古代史学，在知识背景上有极大的扩充，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排斥的。认真推敲，所谓“史料即史学”，内在本隐含着“史料整理”之法需要特别考究，需要逐渐扩展其内涵与外延。而整理之法，到了这样的境地，逼着必须借助“社会[SheHui]理论”作为助推器，在过去与现在的“社会[SheHui]”比较方面构筑相互对话的“桥梁”。这就催生出现代[XianDai]史学认识的重大变革，突出地表现为关注的重心从政局成败的具体人事，转移到“社会[SheHui]情势”这样一个[YiGe]看似抽象、却是有形的综合实体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