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ZhongGuo]由传统走向现代[XianDai]是个漫长的过程，从通贯整体的角度考虑，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王家范：首先，“大一统”给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带来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像中国[ZhongGuo]这样在广袤的领土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一统到底，世界历史[LiShi]罕见，功能是双重的、两面的。基于各地环境、生态、资源乃至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央的政策是绝不丢弃任何一个[YiGe]“孩子”，实施各种财政平调，以有余补不足。这是维护“大家庭”统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唐以来政府财赋“大半”出江南[JiangNan]，不是哪个人的主张。愈后愈烈，正说明随经济[JingJi]重心南移，南北、东西之间地区经济[JingJi]实力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江南[JiangNan]地区的文人再叫喊（屡见于各地赋役志），政策不会因此改变。历史[LiShi]教训不断启示当政者，穷困地区的任何动乱都可能影响全局稳定，而消弭大大小小的地方动乱，长年累月为此付出的财政支出，好好统计，一定是相当惊人的，富庶的江南[JiangNan]能不多出点钱？

　　为着稳定人口众多的大中国[ZhongGuo]，假设现代[XianDai]化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均富”，这就成了其他任何国家没有[MeiYou]解决过的“世界难题”。所以单挑出一个[YiGe]江南[JiangNan]的“早期近代”，想用于说明整个中国[ZhongGuo]走向“现代[XianDai]”已具备历史[LiShi]前提，是部分盖住全局，回避了“中国[ZhongGuo]难题”的整体艰难性，与“欧洲命题”无可比性。“欧洲命题”是需要放在世界性的殖民历史[LiShi]中才得以体现其最后“成功”，而江南[JiangNan]不同于欧洲任何局部地区，它是当时中国[ZhongGuo]政府统一管辖下的江南[JiangNan]，不可能靠殖民剥夺其他地区“致富”。更紧要的是，古代中国[ZhongGuo]政府不直接主导生产经营(朱元璋强制种植棉麻算是个例外)，重点只是抓财政，一味敛财要钱，不为生产经营者积极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JingJi]环境，从未有过用发展规划之类来主动调整地区经济[JingJi]的不平衡，这与同期西欧国家比较，明显是致命的短板。

　　其次，两宋以来，在经济[JingJi]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JingJi]逐渐取代实物经济[JingJi]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明清江南[JiangNan]（鸦片战争前，以后习称“近代”，下同）是继承两宋以来的成果，又有新的开拓。在全世界，“商业资本主义”下货币积聚的强烈刺激，贪欲（这里是使用中性意义上的“贪欲”）必然扩张。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JingJi]结构，扩张实体经济[JingJi]，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SheHui]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JingJi]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SheHui]财富增长滞缓。明清的状态只能是属于后者。现在研究明清商人的人越来越多，试问在所谓的“近代早期”，中国[ZhongGuo]有多少商人投资于生产领域？有多少资本实力和投资冲动？商界的所谓豪富，有多少称得上真正的“资本阶级”？大都是靠官商勾结，靠政策的“特许优惠”异常活跃于流通领域。他们在“成功”后，又去模仿官僚消费情态，用钱交结或转化为官僚，稍有头脑者即使将部分资金转移于购买田产，也只是为自己留后路，坐收租金，不思经营。政局大变或权力背景一倒，他们的财富也往往灰飞烟灭。不少还是“死”于“杀富”政策，成为政局变动的牺牲品（明初与清初打击豪富就是显例）。

　　第三，尽管“外因决定论”对解释任何历史[LiShi]都不具备充足理由，但谁也不能否认外因在中国[ZhongGuo]近代历史[LiShi]进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机器生产是由外国引进的，工厂制度是从外国搬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企业中的比重特高，甚至最早的“资本家”也多数由“买办”转化而来，等等。外国因素的介入，影响到整个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化进程的特质，也逼出了有别于欧洲的中国[ZhongGuo]自主变迁模式，历史[LiShi]情节的起伏极多、极大。用某些相似欧洲的“现象”硬给明清按上“早期近代”的头衔，从明清直接当下，活生生地跳过百年中国[ZhongGuo]幅度最大的历史[LiShi]变迁，算不上是通贯性的历史[LiShi]思维。

　　例如有些学者把当代江南[JiangNan]经济[JingJi]发展新局面拉牵到明清“早期近代”的“现代[XianDai]性”，且举改革开放后的社队企业兴起作例子。我们都是亲历其变化的过来人，若要追究其“历史[LiShi]前提”，归之于明清的耕织并举与家庭手工业传统，不是未能深谙变革内情，就是历史[LiShi]比附不伦不类。历史[LiShi]的连续性是一环接一环慢慢地在时间中演化，跳过现代[XianDai]的积累与变迁，就无以解释当代与前此变化的“连续”。稍远的不说，人民公社曾经是农工商合一的“大共同体”，改革前期大多数经营社队企业的“法人”，正由这些“公社干部”转化而来，而且大都属于乡办、镇办企业，地方政府是真正的“后台老板”。他们最初接的生产项目也都由国营企业为“逃避”国家财政、“外包”转移给他们的。这些都是明清历史[LiShi]上没有[MeiYou]过的“因素”。抽掉了人民公社、国营企业产生与演化的一段历史[LiShi]情节，就无以解释社队企业的平地拔起，以及后来的种种变化。

　　到今天，乡镇民营经济[JingJi]较前低落，但港台外资企业接踵而上。更“意外”的，各地急速推进的城市化（圈地、造房、筑路风潮）把许多社队企业早早送进了历史[LiShi]档案馆，引得无地农民纷纷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创造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宏大历史[LiShi]场景（有没有[MeiYou]后患，需要时间来说明）。这从明清里面能够找到“历史[LiShi]连续性”吗？如果一定要说有，只是上面说到过的，谋生存、趋获利的普遍“人性”，人人都有想挣钱的经济[JingJi]本能，而不是什么男耕女织的“传统”（相反在城市打工，更多的是夫妇异地分居）。

　　再以造大楼来说，上海几十年城市建筑变化很小，没有[MeiYou]造房能力？没有[MeiYou]造房欲望？不是。近短短一二十年，成片“旧区改造”，高楼大厦林立，“老上海”认不得新上海的“路”。动力来自哪里？造房迅速创造GDP增量的“经济[JingJi]理性”获得了政府开发政策的支持，进城农民有了打工的“大市场”，一些人搭车获利成了富豪，一年一个[YiGe]样，十年大变样，“江南[JiangNan]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这在历史[LiShi]上叫做“风气”变化，即社会[SheHui]情势与政府政策在变化。

　　深究上面涉及的经济[JingJi]改革实践，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隐藏有更深刻的“大道理”：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主导，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这就是现代[XianDai]中国[ZhongGuo]的历史[LiShi]特色。情势已经与古代大不相同，虽然同是集权体制，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种变化大约始于1927年，1949年后更强化），“全能政府”显示出了一种欧洲过去发展经济[JingJi]所不具备的高主导、高速度、高效率优势。很显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江南[JiangNan]奇迹”的出现，离不开改革开放这样历史[LiShi]上从未有过的政府创举，离不开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与强力引导。明清江南[JiangNan]与当代江南[JiangNan]，地是同一块地，经济[JingJi]发展面临的“社会[SheHui]情势”却截然不同，岂能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没有[MeiYou]出现在八十年代之前的数十年间？不是正好反证离开“社会[SheHui]情势”，特别是制度环境、经济[JingJi]政策的变迁谈历史[LiShi]发展动因，在方法论上只能是舍本逐末，没有[MeiYou]穿透到历史[LiShi]深层里去。

　　您所说的社会[SheHui]情势对历史[LiShi]发展的影响我们能够理解，那么这些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不是也要受到中国[ZhongGuo]文化一些基本观念的制约呢？

　　王家范：是的。考察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的连续性与变革的关系，不能不注意中国[ZhongGuo]文化的特色。照说政治、经济[JingJi]变化的迹象比较容易捉摸，但由于中国[ZhongGuo]文化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始终保持凝重的连贯性，有时会给这种观察带来印象模糊的假相甚至错觉。在两千年里，“新名词”出现的概率很低（至近代方有大的改变），利用旧词内涵释义上极富弹性的特点，往旧瓶注入“新酒”，则是中国[ZhongGuo]文化应对情势不变中有变的特殊技巧。

　　举个例子，王安石既要解决北宋“三冗”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拯救政府开支短缺危机，又不能明显背离“民本”的仁政要旨，就搬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老话，在观念上和谐了两者的冲突。田地赋役征收率不变，但赋役操作的劳务成本在“代役费”的名义下被摊派到田与丁，改收货币，直接间接地增加了民间的负担。具有新意义的变化，则是赋税徭役征收重心的缓慢转向，开始产生提高工商税比重的“初念”，实物征收向货币征收的过渡在加速。王安石新法开始对商业流通领域动手增税，利用货币贷款增加政府收入，正是应对了北宋以来“商业资本主义”开始成长的“社会[SheHui]情势”，发出了政府政策有所转向的新信号。所以新法虽废，应对社会[SheHui]变化的这些政策要点一直被延续下来，明“一条鞭法”，就是这种政策的延续和发展，直至民国政府将田赋变为地方收入，中央财政主要依赖于工商贸易方面的税收。

　　再说近代著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重点突破在允许“用”西法，至于用到什么程度破坏了“体”，没有[MeiYou]明确的“定义”，可以打擦边球，富有弹性。有别于西方爱下明晰定义，旧词新用的语言模糊，虽容易产生争论不清的麻烦，但也能够给善于钻空隙的创新活动提供“混入”的便利，减少抗拒变迁的阻力。这种文化特性，只有在连续中变化、变化不离“根本”的中国[ZhongGuo]情境下，才能得到准确的说明，映射出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始终是不变中有变，发展中又包含着不发展，渐变、缓变是主调。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这就决定了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化必然是一个[YiGe]漫长的过程，慢慢地通过时间积累蜕变，而不会是一朝“脱胎换骨”。其全过程，一定不会纯粹是别人模式的翻版，只能是“中国[ZhongGuo]模式”，中国[ZhongGuo]人自己走出来的模式，糅合了中西各种历史[LiShi]因素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