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界提出的“中国[ZhongGuo]学术本土化”，是否针对着您说的从外面引入的社会[SheHui]科学理论？如果没有[MeiYou]一些普遍的学说作为参照，我们又如何能界定社会[SheHui]变革呢？

　　王家范：“事理不违”，“事”是本有的，“理”多半先是由外面进入研究者的头脑，再与“史事”多方参验，逐渐体悟修正，才可能得到与此“事”相符不违的此“理”。所以，早期直接套用别的社会[SheHui]科学的“理”来定义中国[ZhongGuo]特定的历史[LiShi]，一时风行，慢慢就不如人意。例如“五种社会[SheHui]形态”说，我们现在觉得有许多不合适，不合“头寸”的地方。回溯许多史学争论，凸现出一个[YiGe]相当重要的“问题意识”：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可以为普遍的社会[SheHui]学说提供佐证，但普遍的社会[SheHui]学说却替代不了对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特定社会[SheHui]特征的发现与揭示，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的“学术本土化”任务决不比别的学科来得轻松。

　　这样的大话题，需要从许多角度展开思考，一个[YiGe]专题、一个[YiGe]专题地展开讨论。历史[LiShi]连续性与社会[SheHui]变革的关系，就是一个[YiGe]很值得讨论的题目。

　　“社会[SheHui]形态说”创始于西方，是用来标识社会[SheHui]变革、划分历史[LiShi]时期的。这一理论，取样于西方事例，对其他地区的状况兼顾不足。还有一个[YiGe]缺陷，就是把不同社会[SheHui]形态区分的标志死板地分成若干“指标”，据说仅“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的指标就有几十条。用这样的指标系列去圈套具体国家的历史[LiShi]变动都不会全数具备。同样，我们也没有[MeiYou]看到哪个后发展国家，条条死搬这些指标，依样画瓢地模仿别人的“现代[XianDai]化”进程，真正获得成功的。

　　何况历史[LiShi]学家不同于社会[SheHui]学者，他们对社会[SheHui]历史[LiShi]变迁的关注，过程重于结果，此其一;关注不同国家历史[LiShi]变迁的“异”，重于理论上辨认其“同”，此其二。或许这样说不无自卖自夸嫌疑：看待社会[SheHui]变迁，历史[LiShi]学家常常会显示出某种观察或判断的深刻性，对短时段的一些表象常有必要的警惕。在西方也是这样。先是政治家，后是社会[SheHui]学家，出于对现代[XianDai]化变迁重要性的强调，往往把“中世纪”看作是正常历史[LiShi]的断裂。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就突变出“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此谓之“社会[SheHui]革命”。近半个多世纪，欧洲史学在破除这种现代[XianDai]突变的“绝对论”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不断发现“中世纪”许多方面的继续推进演化，才为“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市镇经济[JingJi]、现代[XianDai]哲学都与中世纪寺院经济[JingJi]、经院哲学有密切的渊源关联，经由后者的前行逐渐催生出现代[XianDai]经济[JingJi]与哲学的初生。舍掉中世纪这一中间环节，“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的出现，在许多方面无法圆通解释。另外，许多先进国家社会[SheHui]形态变动类型的比较研究，还揭示出一种很可思考的情景，不是革命越彻底，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的生长状态越好。相反，渐进、妥协的方式，新旧融合的方式，社会[SheHui]变迁需要付出的代价相对的小，往后发展也比较平稳。

　　论历史[LiShi]连续性，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这方面特性的强烈，世界少有可与之伦比者。这种连续并不意味着从无变化，但所有的变化都是连续中的变化。政权频繁更易，“政统”让位他者，闹哄哄，爱折腾，制度与文化的变迁却是微弱而缓慢，有渐进，却无断裂。先前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高调，后有“走不出中世纪”的悲歌，感觉实是异曲而同工。直到近十年，史学界才开辟出从自身历史[LiShi]里面寻找“现代[XianDai]因素”的全新命题。想把现代[XianDai]与古代、渐进与变革接头起来，这是一个[YiGe]极好的消息，说明史学在学术本土化的建设方面终于寻找到了一个[YiGe]“富矿”。

　　看到一些中外学者提出的新论，强调打破欧洲中心论，认为在明清中国[ZhongGuo]，至少是在江南[JiangNan]，“现代[XianDai]化”的历史[LiShi]前提不比欧洲差，不知您怎么看？

　　王家范：这些先进者的论著，能看到的，我都拜读过，仿佛觉得入手就有个途径陷阱，让人进退维谷。哪些东西是开始走向现代[XianDai]的前提或“因素”？西欧的样式是不可能不被拿来作为参照系统的，因为他们确实已经走完了“变迁”的全过程（甚至有些人声称已经进到了“后现代[XianDai]”）。然而，西欧变迁过程里曾经包含的种种“因素”，决非相互孤立地发生作用，是附着于历史[LiShi]变迁的“整体”才有其认识的意义。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SheHui]”（现在多用“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一词模糊之），决非仅仅是指经济[JingJi]方式的变革，它是一种“大文化”，需要方方面面的变革综合。我们有理由怀疑，机械单一的“因素”对照比附，中国[ZhongGuo]现代[XianDai]化过程的“特色”不可能被敏感地发现并得到尊重，“学术本土化”的努力岂非又落空？

　　近年走红的“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的中国[ZhongGuo]诠释，恕我直言，读过来总觉得仍然是在用西方的“因素”硬套，想证明欧洲有的，中国[ZhongGuo]也有，欧洲发生过的，中国[ZhongGuo]也发生过。这样的论证方式，虽然与“走不出中世纪”的旧式论证比较，提高了中国[ZhongGuo]人的自信力，但套路十分相似，还是迷信现代[XianDai]化过程有个全世界普适的统一标准。

　　经济[JingJi]史老前辈吴承明不断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经济[JingJi]学理论只能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使用，而不能作为论证的根据，“研究历史[LiShi]上的经济[JingJi]问题主要是看实践”。中国[ZhongGuo]如何由古代社会[SheHui]变迁为现代[XianDai]社会[SheHui]，也必须紧紧抓住实践，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以及实践过程里慢慢积累的新因素，进行必要的理论演绎与理论归纳。其最后的结果，恰如吴老所预言，完全可能成为“现代[XianDai]化理论”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源”，而不只是简单证明以往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既然“实践”考察必须是“全过程”的，寻找中国[ZhongGuo]古代内部的“现代[XianDai]因素”，决不是只需抓住与欧洲类似的局部现象即可演绎出新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全新的探索，必然地会变成对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变化进行整体和通贯的考察。这样的难度，想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得出结论，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停止思考，“问题意识”的悬念是一种动力，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一方向上深度解读中国[ZhongGuo]历史[LiShi]，探究走向“现代[XianDai]”的历史[LiShi]前提与欧美有哪些不同，由此催生新的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