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HuShi]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一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极为广泛，举凡经史子集，裨官小说，无所不包，信笔写来，无不斐然成章，以至他晚年对人感叹说“不知道自己的本业是什么”。在胡适[HuShi]极其广泛的治学范围中，禅宗[ChanZong]史研究始终是他关注的一个焦点性问题。从1925年写作《从译本里研究佛教的禅法》开始，直到去世前的1961年，他还有长信与日本学者讨论禅宗[ChanZong]史的相关问题（《与柳田圣山讨论禅宗[ChanZong]史的纲领》）。可以说，对禅宗[ChanZong]史研究的关注几乎持续和贯彻了胡适[HuShi]的一生。

    以一个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而对古老神秘的禅宗[ChanZong]佛教发生兴趣，这似乎是一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问题。事实上，胡适[HuShi]最初是由于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需要而接触到禅宗[ChanZong]史研究的领域。他在193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神会和尚遗集》的《自序》中说：“民国十三年，我试作《中国禅学史稿》，写到了慧能，我已很怀疑了；写到了神会，我不能不搁笔了。”胡适[HuShi]之所以在著书过程中发生怀疑并感到难以为继，是因为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严谨态度发现现存的禅宗[ChanZong]史史料大都已经过后来禅宗[ChanZong]信徒的改窜，无法呈现早期禅宗[ChanZong]史的真实面貌。这使他决心另辟蹊径，发掘禅宗[ChanZong]史的早期和原始史料。1926年，胡适[HuShi]以“中英庚款委员会”成员的身份旅行欧洲，通过有意识的搜寻，在巴黎和伦两地所收藏的敦煌卷子中发现了神会的语录，这使他对于禅宗[ChanZong]史的观念有了颠覆性的改变。1930年胡适[HuShi]将所搜寻到的材料以《神会和尚遗集》的名义出版，并写了长篇的《荷泽神会大师传》，阐述他对于早期禅宗[ChanZong]史的新看法。对于自己的这一发现，胡适[HuShi]直到晚年还相当满意，认为“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上，我在1930年也还有一桩原始性的贡献。那就是我对中古时期，我认为是中国禅宗[ChanZong]佛教的真正开山宗师神会和尚的四部手钞本的收集。”胡适[HuShi]的这一贡献也为学术界所共同承认，如台湾的佛教文献学家蓝吉富评论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胡适[HuShi]，在佛教研究上也有一定的成绩。他的贡献主要是对《六祖坛经》的成书过程提出新颖的看法、对神会在禅宗[ChanZong]史上的地位作一前所未有的肯定，以及对佛教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一适度的评估。……由于这些创见，乃使他在国际佛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胡适[HuShi]的禅学研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在身前身后留下了种种非议和责难，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是他和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争论。铃木和胡适[HuShi]同为20世纪蜚声宇内的禅学大家，二人之间多有交谊，在学术上也有交叉之处。胡适[HuShi]在禅宗[ChanZong]史研究方面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对敦煌卷子中禅宗[ChanZong]史料的发掘，在这方面，铃木也怀有同样的兴趣。在《胡适[HuShi]日记》中，就记载有1951年1月25日，铃木赠送胡适[HuShi]“一部他印的敦煌《坛经》与敦煌《神会语录》合编”。1952年5月22日，铃木又赠送胡适[HuShi]“日本公田连太郎藏的敦煌本《神会语录》的Microfilm（缩微胶卷)”。但铃木和胡适[HuShi]一为对禅宗[ChanZong]精神有深刻体会的禅宗[ChanZong]佛教信徒，一为秉持理性批判精神的历史学家，二人在治学途径上存在着根本分歧。1952年正值铃木禅学在西方世界如日中天、信众如云的时候，胡适[HuShi]在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的讨论会上就曾予以公开抨击，指出铃木禅学的缺陷在于“不讲历史”和“不求理解”。胡适[HuShi]并在日记中私下抱怨说：“我从二十五六年前，就搜求可信的史料，重新写出禅宗[ChanZong]变化形式的经过。铃木曾助我找寻材料。他在日本印行的《神会语录》和北宋本《坛经》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铃木从不敢接受我研究的结论。”对于胡适[HuShi]的批评，铃木大拙回应说，胡适[HuShi]只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只能从“历史背景”去理解禅，对禅本身则一无所知。铃木强调禅宗[ChanZong]史的研究者首先必须对禅学的精神有内在的体会，然后才能对禅宗[ChanZong]历史做客观的分析，胡适[HuShi]“尽管对历史知道得很多，但他对历史背后的行为者却一无所知”，因此他的禅宗[ChanZong]史研究也就是将历史拆散之后的“一地碎片”而已。对于铃木和自己在禅学见解上的分歧，胡适[HuShi]认为这是“宗教信仰”和“科学方法”的差别，他在晚年致友人的信中解释说，日本的佛教学者大都是佛教徒，“他们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佛教，当然是有限度的，是不完全彻底的。例如我的老朋友铃木大拙，他能批评净土宗，但他对于禅宗[ChanZong]的假历史就不能接受我的看法了。”

    胡适[HuShi]的禅宗[ChanZong]史研究在20世纪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胡适[HuShi]对早期禅宗[ChanZong]史料的发现整理，这一发现对当代禅史研究的方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其贡献可谓无人能及。其次是胡适[HuShi]对这些史料的诠释，这些诠释有些为人认可，有些则为人非议，如钱穆就指出胡适[HuShi]过分夸大神会在早期禅宗[ChanZong]史上的地位，是对史料的过度诠释，有主观性过强之嫌。最后是胡适[HuShi]对禅学精神的理解，这也是他和铃木大拙的根本分歧所在。应该说，就思想学说的研究而言，历史考证求其外，神解领悟求其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胡适[HuShi]和铃木各执一端，宛然一现代版的“汉宋之争”，其立场、论点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当然，胡适[HuShi]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禅史研究只是他“整理国故，重估价值”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禅宗[ChanZong]思想本无价值可言，他所做的工作只是“批判”和“破坏”而已，要求他领会禅宗[ChanZong]的“内在精神”，似乎是强人所难，但这已不是胡适[HuShi]的个人问题，而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所遭遇的普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