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钱名目繁多，商民怒砸厘金局

　　赊旗店厘金局政绩不错，“市岁税常巨万”，但其背后，是镇上商户民怨沸腾，设厘金局的第二年，就酿成商民“怒砸厘金局”事件。

　　这一事件，史志记载并不详细，只清光绪《南阳[NanYang]县志》有记录：“咸丰九年，赊旗镇委官苛税，商民怒毁厘局，逐委员[WeiYuan]而置市，知县曹敬生去职。”

　　当地老百姓说法很多，至今还有歌谣：“啥年月，暴政苛，要钱名目牛毛多。官逼民反不能活，百姓一起吐唾沫。唾沫吐进厘金局，淹死税官一鳖窝。”

　　老百姓相传，当年商民(其中有许多山陕商人)抬起大圆木，先撞断“奉旨抽厘”大旗，又抬起圆木向大门撞击，大门上两个碗口粗细的门闩都被撞折了，大门洞开。厘金局办事人员被捉住的，都是一顿暴打。暴怒商民还砸烂了很多东西。

　　事件后果出人意料。“按常规，这种民变都会招来屠杀，可朝廷以保税保饷为重，安抚商民，驱逐了知县与委员[WeiYuan]，并对厘金征收[ZhengShou]制度进行改革，采用包税制，由山陕同乡会总代理，向各商户按定额征收[ZhengShou]后，将一部分按厘金局所定额度交付厘局，盈余部分逐年积存，投入山陕会馆建设。”杨银鹏道。

　　社旗山陕会馆内，有一通《重兴山陕会馆碑记》，记载了自咸丰九年到民国十二年64年间，厘金局在上交朝廷包税厘金外，盈余厘金还有“七万二千八百五十八两”。这笔钱数不算小，都捐给会馆的重修工程。

　　民国初年，赊旗店厘金局改称“南泌方统税征收[ZhengShou]局”，山西望族宋万青任局长。1931年，民国政府裁撤厘金，改征统税和营业税，赊旗店厘金局走完了它74年历程。

　　“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

　　清代[QingDai]厘金制虽暂缓了清政府财政军事危机，但厘捐过于繁重，既阻碍商品流通，又抑制生产发展，最终也未能挽救清代[QingDai]灭亡命运。

　　厘捐到底多繁重？近代学者王振先在《中国[ZhongGuo]厘金问题》举例道：“……江苏一省，有四百余所之分卡，自大运河上流宿迁县至镇江，其间距离仅六百里，厘局及常关之数，达十有九。又由河南省卫辉府经卫河输送货物于天津，历河南、山东、直隶三省，沿途纳税须十余次。其烦苛可想……所谓厘金发达时期，即其殃民最甚之时。”

　　近代学者罗玉东在《中国[ZhongGuo]厘金史》中分析，厘金推广后，列强为利于洋货在内地销售，在《天津条约》中规定了子口税制度，洋货进入内地交纳子口税后，不再另纳厘金，这使中国[ZhongGuo]工商业处于十分不利地位。厘金制度不但殃民，而且也是摧残中国[ZhongGuo]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一项恶政。

　　厘金作为“恶税”，主要有两方面弊端[BiDuan]，一是税收本身的弊端[BiDuan]，二是征收[ZhengShou]中的弊端[BiDuan]。

　　税收本身弊端[BiDuan]是厘金过重，增加了商品成本，使物价过高，阻断本国商品销路，使外国货物乘虚而入。征收[ZhengShou]中的弊端[BiDuan]是，征收[ZhengShou]中关卡留难，虚耗商本，“商人不能预料厘金的多寡，绝不敢避熟就生，开辟新市场，造成了本国产业衰败”。

　　厘金征收[ZhengShou]中的弊端[BiDuan]，还表现在这一机构贪贿盛行，大小官吏都像厘金局大门匾额上的“贪”一般，欲火熊熊。

　　清末，各省厘金征收[ZhengShou]人员待遇并不丰厚，“CPI”高时，甚至难维持生活。据《中国[ZhongGuo]厘金史》记载：“委员[WeiYuan]最高月薪为50~60两，司事最高月薪难超15两，巡丁难超6两。”

　　待遇不高，但它仍是“美差”、“肥差”，为什么呢？

　　因为厘金“水太深”，工资不高福利好，灰色收入数倍于正俸。据说清代[QingDai]得一厘差，每年可获三五千金至万金不等，当时正七品知县年俸银仅36两。因此，有“署一年州县缺，不及当一年厘局差”之语。

　　厘金自诞生之初便饱受诟病，后被专家称为中国[ZhongGuo]“三大恶税”之一(另两税是盐税、资本税)。但从大历史观来看，正如罗玉东在《中国[ZhongGuo]厘金史》中所讲：“厘金的推广和延续，不仅是清朝财政需要，还有重农抑商传统经济思想的支撑，它对于近代财政结构和税制演变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