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中外条约[TiaoYue]又在客观上促使中国[ZhongGuo]社会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变化。列宁认为，半殖民地国家“是自然界和社会各方面常见的过渡形式的例子”。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过渡形式”就是其社会结构的混合形式。马克思指出，征服可能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即征服民族与被征服民族混合形成的生产方式”，并“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列强通过战争强加的条约[TiaoYue]对中国[ZhongGuo]所进行的“征服”，也同样造成了近代中国[ZhongGuo]的混合形态的结构。这是一种具有封建性质、半殖民地性质和近代性质的混合结构，前两者显而易见，值得注意的是其具有近代性质的内容。在亚洲，居于先进文明的西方列强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着破坏性和建设性的双重使命，前者如恩格斯所说，侵略战争给了中国[ZhongGuo]以致命的打击，“旧有的小农经济制度，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瓦解”。后者即《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新建立的条约[TiaoYue]关系，既使中国[ZhongGuo]的主权受到侵害，蒙受着不平等的耻辱，又带来了近代国际关系的新模式。近代以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实行的是以自己为中心构筑的国际关系模式，即华夷秩序。这种模式将其他国家视为藩属，在形式上是不平等的。“中华帝国及其统治者，始终居于‘华夷’秩序中居高临下、凌驾一切的地位。”自近代国际法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产生之后，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形成了新的国家秩序，提出了国家主权、平等等观念和原理，形式上是平等的。而条约[TiaoYue]作为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国际交往的主要形式和手段。尽管这一新的国际秩序是一个“不断向外膨胀”的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但其中所包含的近代性质的交往形式和原则，则在中外条约[TiaoYue]关系中有所体现，如互派驻外使节等。诸如此类，虽不占主导地位，不能改变近代中外条约[TiaoYue]的基本性质，但客观上却有利于中国[ZhongGuo]走向近代、融入世界。

　　众所周知，在条约[TiaoYue]的作用下，中国[ZhongGuo]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要变化，封建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催生了各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商业，并由此产生了新的阶级和社会力量。随着中外条约[TiaoYue]对自然经济破坏的加剧，半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在不断发展。在条约[TiaoYue]的刺激下，中国[ZhongGuo]近代的国家机构、外交体制、经济管理、法律制度等等，均出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变革，其中某些内容明显地体现了资产阶级性质。在思想文化方面，更促使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尤其是激发了中国[ZhongGuo]人民的民族情感，以及对新制度的向往，促使他们不断地探索和追求。民族主义思想也因此不断走向进步，走向成熟，产生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国家主权观念。

　　不平等条约[TiaoYue]造成的深重灾难，又刺激着中国[ZhongGuo]各阶级、阶层为建立新的制度而奋斗，中国[ZhongGuo]革命的性质和面貌也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反对不平等条约[TiaoYue]而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中国[ZhongGuo]共产党鲜明地提出了以废约反帝为内涵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纲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由于主张废约反帝而达到了这一理论的最高境界。国共两党高举废约反帝的大旗，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揭开了中国[ZhongGuo]革命的新篇章。其后中国[ZhongGuo]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目标。废约反帝的诉求集聚了全国的民族意识，一次又一次地促进中华民族具有近代意义的觉醒，推动着国共两党、各届政府以及广大民众，展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

　　总之，近代中外条约[TiaoYue]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ZhongGuo]各个领域的社会变迁，甚至相关人物的政治生涯、人生走向及其命运也均与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三、深化中外条约[TiaoYue]研究的意义

　　对中国[ZhongGuo]历史发展有着如此关系的中外条约[TiaoYue]问题，无疑是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对此进行系统的探讨，有助于更深入地揭露列强对中国[ZhongGuo]的侵略，了解近代中国[ZhongGuo]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丰富内涵；并从新的角度认识近代中国[ZhongGuo]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历程，更加客观地辨析外来冲击对中国[ZhongGuo]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等等。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开放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涉足这一长时期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领域。专题研究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出版发表了大量有关条约[TiaoYue]本身和废约斗争史研究的专著论文，成果丰硕。或作整体综合探讨，或进行特权和条约[TiaoYue]个案研究，或发掘以往未涉及的史事，或阐发新的学术见解。关于中外条约[TiaoYue]对中国[ZhongGuo]社会的影响、时人对条约[TiaoYue]的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国际法传入和条约[TiaoYue]理论等问题，也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这些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中外条约[TiaoYue]尤其是不平等条约[TiaoYue]的概况，使我们的认识更为深入，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中外条约[TiaoYue]在近代历史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以及与各领域联系的紧密和广泛而言，现有研究还远远不够。不仅诸多已辟研究领域存在薄弱之处，仍有继续充实之必要，而且还有不少尚未予以关注或重视不够的空间。诸如相关理论问题、总体及国别条约[TiaoYue]关系、平等条约[TiaoYue]及平等条款等问题，以及各项条约[TiaoYue]特权制度，如租借地、势力范围、外国驻军、外籍税务司、使馆区等制度，与之相关的各重要主权如司法主权、行政主权、经济主权、领水主权、教育主权等所受损害情形及其影响，以及时人对条约[TiaoYue]和国际法的认识；尤其是中外条约[TiaoYue]对中国[ZhongGuo]社会的广泛影响，包括对近代政局、制度法律、民众运动、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中国[ZhongGuo]加入国际公约及其影响、条约[TiaoYue]特权的运作、条约[TiaoYue]履行中的各种冲突、条约[TiaoYue]与实际中各种问题的关系、相关人物尤其是重要人物与中外条约[TiaoYue]的关系等等，均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研究的必要。废约斗争史方面，诸如废约思想理论及其演变、各届政府对废约的态度方针及差异变化、各国对待废约的态度对策及其同异、与非主要国家的废约交涉，以及民族主义运动、废约运动和民众斗争及其地位影响，中国[ZhongGuo]共产党和新中国[ZhongGuo]的废约斗争等等问题，也仍有不清晰之处，需要进一步充实。此外，中外条约[TiaoYue]与他国的不平等条约[TiaoYue]及其废约斗争的比较研究，尽管已作了一些探讨，但仍有发掘的余地。

　　由此可见，中外条约[TiaoYue]与近代中国[ZhongGuo]这一研究领域，还有很多工作可做。有鉴于此，我们策划了“中外条约[TiaoYue]与近代中国[ZhongGuo]研究”丛书，旨在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专题探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近代中外条约[TiaoYue]和中外关系研究，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将其与近代中国[ZhongGuo]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紧密联系起来，由此更深入认识中国[ZhongGuo]近现代史的演变，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对今天的对外开放和条约[TiaoYue]关系有所借鉴。现纳入出版规划的只是其中部分专题，大体上反映了丛书所涉范围的主要方面，包括条约[TiaoYue]制度、条约[TiaoYue]关系、国际公约，以及条约[TiaoYue]与领水主权、条约[TiaoYue]与贸易冲突、条约[TiaoYue]与基督教及医疗事业、条约[TiaoYue]与有关人物及民国社会等问题。其中除条约[TiaoYue]制度为再版之外，均为前人所未涉足或有所涉及但相当薄弱的论题。这些论题从各个角度探讨了中外条约[TiaoYue]及其所反映的中外关系，以及各类约章及其废约斗争对近代中国[ZhongGuo]的影响、与中国[ZhongGuo]社会变迁的关系等问题，揭示了诸多新的史实，并提出了不少卓有创见的观点。（本文系“中外条约[TiaoYue]与近代中国[ZhongGuo]研究丛书”总序，刊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