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史有其特殊之处。在国外，“世界史”是历史研究的一个“角度”，它强调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横向观察，着重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影响与互动，因此与“全球史”、“整体史”有相近的含义。但在中国，“世界史”却有其特定意义，它专指“中国之外的历史”，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历史。这样一来，中国历史学就分成两部分：一是“中国史”，一是“世界史”，这种情况是由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经历造成的。

既然“世界史”和“中国史”有如此区分，其研究对象也就不同。这种不同引起人们去思考以下问题，即同样是研究历史，研究的目标取向是否也有所不同？

如果把历史学看做一个整体，无论“世界史”还是“中国史”都具备两个功能。第一是恢复历史，让人们知道过去是怎样的、发生过什么。由于这个功能，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就无可取代。人类正是通过历史这门学科而了解过去、认识过去，历史学承担着传承文明的使命。既然如此，历史学就必须求真，尽可能恢复人类真实的历史。尽管人们知道，完全恢复真实的历史是做不到的，但历史学家还是要尽可能去接近它。

历史学的第二项功能也可以类比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希望将科学的知识用于世界、达到影响或改造自然的目的；历史学家则希望通过观察历史、思考历史去影响社会，为人类提供历史的借鉴。这就是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是历史学最伟大的力量所在。尽管一直有人不承认这个功能，但历史的借鉴作用却是真实的，人们一直试图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历史学的这两项功能是多数历史学家都认同的，也为社会所广泛接受，正因为如此，历史学才经久不衰，成为人类知识体系中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作为历史学的两个分支，“中国史”和“世界史”当然都具备这两项功能，然而“中国史”和“世界史”终究不同，其中重要的区别之一是：它们承担着不同的学科责任，研究的目标取向有所不同。

中国人研究“中国史”，首先要恢复中国的历史，为此，追究每一个历史细节都是有意义的，都体现着履行文明传承的使命。但同时，中国史学又从来都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如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中国史学数千年，其经世致用、读史通变的传统一以贯之。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研究本国史，都会将历史学的这两项功能等量齐观：一方面，需要恢复历史，追求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会对历史进行思考，寻找它对后世的训诫。只要读一下世界各地的历史治学史，就都会知道这个情况。

但对于“外国史”（就是中国常说的“世界史”），其功能发挥就有所侧重。任何一个国家研讨“外国史”，都会更器重它的社会功能。中国的“世界史”就是这种情况，其社会功能从一开始就很明显。中国史学传统中本来没有“世界史”，鸦片战争后，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中国人被迫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才催生了“世界史”。那以后一百多年中，“世界史”一直携带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闪现着时代的色彩。举例来说，“世界史”曾一度最关心中外关系史、民族解放运动史，那是因为中国面对列强的侵略奋勇反抗、争取民族自身的解放；“世界史”曾对各国革命以及政治制度兴趣浓厚，那是因为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中国试图借鉴别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世界史”把各国现代化作为重要考察对象，那是以他国经历为镜鉴，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参照。在中国史学领域中，“世界史”虽然是最年轻的一支，但它强烈的现实关怀却是最明显的。事实上，只有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视为主要侧重点，“世界史”的生命力才会强大。中国社会迫切期待“世界史”的现实关怀，在中国走向世界、自身影响力日益增长的时刻，这种期待会越发强烈。

今天，“世界史”可以研究的问题实在太多，但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还很贫乏。比如，中国周边国家问题已经很突出，可是对这些国家的历史，除了最基本的常识之外，缺乏更深了解。不了解他们的历史就不容易从文化深处理解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所以在处理周边国家问题时，“世界史”不应该缺位。

在观察世界总体格局、处理各种多边或双边关系时，情况也是这样；在面对各种国际组织、制定应对政策时，也需要借助世界历史。举例说：国联的历史是联合国的镜子，联合国对此决不可忘记。

的确，有很多重要问题在等待“世界史”去澄清。比如：西方意识形态专家们一直在说，西方民主制度从古希腊绵延至今、历经几千年而不衰。但稍懂一点世界历史的人都知道不是这样，西方所谓“民主社会”到20世纪上半叶才姗姗来迟，迄今也不过几十年。

再举例：世界现代化进程已经为每一个国家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如何破解自身的难题——比如住房问题、养老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在别国的历史中，中国可以受到启发。

所有这些都说明：“世界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何等重要，而人们的期待又何等地高！今天，“世界史”学科已面临着极大的发展空间，以现实关怀为指向的“世界史”研究，将会更好地展现自己的社会功能。

（钱乘旦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