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国人们就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所激动、所感奋，于是乎，“盛世”的调子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某些人更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家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希望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轾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凌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凌细人”）这些方面，并非是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要大大超越了“贞观”年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