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郑国弱小，处在晋楚两个大国的双重胁迫之下，形势严峻。子产（约公元前582—522年，姓公孙，名侨，字子产）出任相国之后，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富民强国的改革措施：整顿贵族田地和农户编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创立按丘征赋制度，向土地私有者征收军赋；铸刑书于鼎，昭告天下，使之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成文法律，大力推行政治教化。子产用“宽猛相济”的施政方针，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社会秩序井然，安定兴盛，使那些虎狼之国不敢存觊觎之念。

　　子产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除了其举措利国惠民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子产在改革过程中十分重视社会舆论，而且善纳民意。

　　古代君主专制制度下，平民百姓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有意见也无法上达。幸好郑国各地有乡校，乡校既是学校，又是人们闲暇时休息聚会的公共场所。《左传》上说：“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老百姓聚到乡间学校聊天，喜欢七嘴八舌地议论国家大事，不免要说一说心里话。可以想见，说好说坏的都有，甚至还会有人发牢骚，言辞尖锐，批评激烈，把对朝政的不满宣泄一番。因为大家都是乡里乡亲，彼此不但不设防，而且情绪极易相互感染，引起连锁反应，这样一来，各地乡校就自然形成了一块自由议政、畅所欲言的公共空间，大家谔谔直言，影响就大了。

　　有个叫然明的官员（郑大夫鬷蔑，字然明）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便对子产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掉，怎么样？”显然，然明是想取缔乡校，堵住人的嘴。

　　子产回答说：“为什么要毁掉呢？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议论一下朝廷施政的好坏，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正（其所善者，我则行之；其所恶者，我则改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把听到的意见当作良药（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子产不毁乡校，就是为了能够经常听到批评的声音。事实证明，能否广开言路，关系到一国政治的成败。子产主张开放社会舆论，让人讲话，郑国的天不仅没有塌下来，而且治理得很好。与此相反，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为了“弭谤”（消除社会舆论），就“使监谤者”，派人监视指责他的人，把说“坏话”的人一律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驱逐出去了。正如唐朝韩愈在《子产不毁乡校颂》里说的：“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作为改革家的子产，他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一套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而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尊重人民的话语权，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开门议政，容纳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因而深得民心。
　　现今处于实现民主政治的新时期，为官者不妨以子产为镜，多给人民以议政参政的渠道，以便从舆论褒贬中察得失，纳群言，明决策，从而给民众和社会带来更多的福祉。要知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民心顺，泰山移，宏伟的改革事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