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ShangHai]绍兴[ShaoXing]路并不长，当年旧法租界时代，是一条并不算出名的小马路，两旁有些算不得豪华却也不是普通石库弄堂的住宅，许多像我这样很少有机会路过的人，对它并无印象。上海[ShangHai]解放后六十年来，这条绍兴[ShaoXing]路并未加长，也未拓宽，增建了不少新房，却也没有连片的高楼巨厦、商城广场，然而在许多上海[ShangHai]和外地的读者[DuZhe]，以及文艺界人士心目中，却占有一个迷人而且很重要的位置。我已迁居北京半个多世纪，如今一想起绍兴[ShaoXing]路，眼前就会浮起一片阳光灿烂的热闹场景，那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绍兴[ShaoXing]路上有一家上海[ShangHai]文艺出版社[ChuBanShe]（包括它的前身新文艺出版社[ChuBanShe]），好几代出版人在这里日夜辛劳，贡献了青春岁月。他们联系上海[ShangHai]和外地作者，耗费心血，编辑稿件，送到印刷厂印成书，每天从绍兴[ShaoXing]路上往外送一车又一车新书，到大大小小的书店，为千千万万的读者[DuZhe]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也将一批批年轻的生力军送上文坛。读者[DuZhe]们买到好书，爱不释手，如饥似渴地阅读，他们会感谢作家，将他们的名字记住一辈子，也会给作家写信，表示真诚的敬意。可是，又会有多少人想起出版社[ChuBanShe]编辑的心血，而向那些幕后英雄们（他们和她们不是无名，都是有名有姓的）送上一份谢意和敬意呢？

当然，现在回头看，出版社[ChuBanShe]有时出了些并不太好、可出可不出甚至不应该出的书，在政治运动频繁，思想言论常遭限制的年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受到严重的扼制和破坏，还冒出一个“只有大写十三年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怪论，作家们“下笔如有绳”。到了十年动乱时期，出版社[ChuBanShe]同遭浩劫，出版社[ChuBanShe]负责人进了“牛棚”，编辑人员横遭迫害，连人身安全都难保，还谈得上什么正常出版、给读者[DuZhe]提供好书呢？十年浩劫后我去过绍兴[ShaoXing]路一次，巧遇刚调来工作的老友杜淑贞，她虽有不少宏图壮志，但面对劫后灾区，也感到困难重重，举步维艰。遇见另几位刚刚回到出版社[ChuBanShe]楼上办公室的老友，更是相对唏嘘。所幸的是，这种气氛很快被思想大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春潮一扫而空，绍兴[ShaoXing]路上重又是一片明媚。

我也可以算作上海[ShangHai]文艺出版社[ChuBanShe]的一名老朋友了。从新文艺出版社[ChuBanShe]时代起，就同她结识。悠悠六十年，会想起不少故人，不少往事。蓦然回首，却不知从何说起……且说几件印象深刻的事吧。

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忽然收到上海[ShangHai]文艺出版社[ChuBanShe]陆续寄来影印的三十年前“左联”时期的《前哨》、《文艺新闻》等刊物，捧读之际，不禁喜出望外。那些过去只在鲁迅同友人通信或“左联”史料中提到的刊物，过去只知道名字，却从未见到真面目，想必经过多年战火，早已灰飞烟灭，至少也是只有极少数人保存的海内孤本了。现在经过出版社[ChuBanShe]影印，终于有机会同今人见面，怎不令人兴奋欣喜！后来从丁景唐兄信中才知道，原来是他这位有心人的提议，得到当时出版社[ChuBanShe]领导李俊民、蒯斯曛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几乎是在抢救的情况下，将这一批罕见的珍贵文献陆续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