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之际，清朝迅速走向衰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大清被打得惨败，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此后，民族[MinZu]危机日益加深。衰弱的清皇朝，疲于应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文化领域的高压有所放松。有识之士在探讨御敌之策时也像乾隆皇帝一样把外国称作“外夷”。“夷”不再是一个忌讳的字眼，而且其涵义也发生了改变，由原来指边疆少数民族[MinZu]，转而专指外国人。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ZhongGuo]出现了研究边疆史地、外国史地的热潮。徐继畬、何秋涛、夏燮、张穆、姚莹等人是这个思潮的代表。他们意识到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ZhongGuo]的野心和危害，关注边疆事务，重视对边疆史地的考察和撰述。他们的著作中就经常出现“外夷桀骜”、“俾吾中国[ZhongGuo]”等等。此处的“夷”、“外夷”是指外国侵略者或泛指外国，而不是指历史上与“华夏”相对应的国内少数民族[MinZu]；“中国[ZhongGuo]”是指包括台湾、西藏等少数民族[MinZu]地区在内的中国[ZhongGuo]。“中国[ZhongGuo]”与清朝虽有联系，但已包含新的因素。这说明，在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民族[MinZu]观念与疆域观念、国家观念一起，发生了变化。近代意义上的民族[MinZu]观、疆域观、国家观产生了。

19世纪末，民族[MinZu]危机愈加严重，中国[ZhongGuo]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摆脱这种局面，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先后登上了历史舞台。由于二者对待清朝的态度不同，因此也出现了民族[MinZu]观念的分歧。资产阶级革命派决心把满清政府彻底推翻，在进行革命宣传时，采取了比较激进的方式。他们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口号。把“满族”说成“鞑虏”，意在激起国人对满族统治者的憎恨，以掀起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进入20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曾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论战，其中就包含民族[MinZu]观念的论争。现在看来，改良派虽然在政治上落伍了，但他们的民族[MinZu]观点要比当时革命派的宣传更加科学，更加理性。如康有为不赞成把满族说成夷狄，且对清朝开拓疆土、巩固边疆的贡献做了肯定，认为“自满、汉及蒙、回、藏既同隶一国，并同当为中华人，不得殊异，其满人并赐汉姓，俾合同而化，永泯猜嫌，则团合大群以强中国[ZhongGuo]，莫善于此。”梁启超较早地提出了“中国[ZhongGuo]民族[MinZu]”、“中华民族[MinZu]”的概念，指出“中华民族[MinZu]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MinZu]混合而成”。至20年代，梁启超的民族[MinZu]观点进一步完善，他发表了《中国[ZhongGuo]历史上民族[MinZu]之研究》，正确地提出了“民族[MinZu]意识”对民族[MinZu]产生的根本意义：“民族[MinZu]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MinZu]意识’之发现与确立。”

在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改良派的民族[MinZu]观点对革命派是有影响的。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民国的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MinZu]观点发生了明显改变。辛亥革命以前，其民族[MinZu]主义带有狭隘反满的局限性。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提出“五族共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但在一些著名革命派人士包括孙中山本人的讲话或文章中，仍然不时地带有一些大汉族主义痕迹。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关于民族[MinZu]主义，他指出：“民族[MinZu]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ZhongGuo]民族[MinZu]自求解放；二则中国[ZhongGuo]境内各民族[MinZu]一律平等。”新三民主义理论，包括民族[MinZu]方面的观点，与成立不久的中国[ZhongGuo]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于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国[ZhongGuo]的民族[MinZu]关系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