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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祭祀 殷先王考--中国年鉴社
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甲骨，卜辞内容涉及到周人早期的祭告、祈年、田猎、征伐等活动。其中，H11∶1、H11∶82、H11∶84与H11∶112等四片甲骨记载[JiZai]了周王在文武[WenWu]丁、文武[WenWu]帝乙宗庙里祭祀[JiSi]殷先王成汤、太甲等事。如H11∶1记载[JiZai]：“癸巳，彝文武[WenWu]帝乙宗。贞：王其邵祭成唐（汤）……”H11∶82记载[JiZai]：“……文武[WenWu]……，王其邵帝天□，典册周方伯……”H11∶84记载[JiZai]：“贞：王其拜又（佑）大甲，册周方伯……”H11∶112记载[JiZai]：“彝文武[WenWu]丁□贞，王翌日乙酉其……”周人祭祀[JiSi]殷先王之事，不仅见于甲骨卜辞，在先秦文献中也有记载[JiZai]。如《墨子·非攻下》云：“武王乃攻狂夫，……王既已克殷，成帝之来，分主诸神，祀纣先王，通维四夷，而天下[TianXia]莫不宾焉。”可见，这种祭祀[JiSi]不仅发生于先周时期，也存于灭商之后。那么，作为姬姓的周人为何要祭祀[JiSi]子姓商人的先王呢？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从祀典制度[ZhiDu]上看，这一行为乃是基于三代的命祀制度[ZhiDu]及中国古代“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祭祀[JiSi]原则。
命祀是一种实行于三代的祀典制度[ZhiDu]，在《左传》、《周礼》等先秦文献中都有记载[JiZai]。它要求邦国、都鄙等必须遵从王室之命进行祭祀[JiSi]，若是违背，则会受到刑罚。目的是为了让臣民在神明的监临下对王室惟命是从，不敢背叛，从而把政治上的依附关系在宗教仪节上也体现出来。类似事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一年记载[JiZai]：卫成公命祀夏先王相，宁武子以周室命祀拒绝，云：“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卫之罪也，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请改祀命”。杨伯峻对此解释说：“‘间’借为‘干’，犯也，违也。……盖诸侯之国所当祀者，由周王室命之。卫国之所当祀者，为成王、周公所命，今祀相，在命祀之外者，故云犯成王、周公之命祀也。”再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JiZai]：晋灭虞，“修虞祀”。孔颖达疏曰：“虞受王所命之祀。”由以上可推知，作为臣服于商的周邦，奉命在周原为殷先王立庙并加以祭祀[JiSi]，这完全是附属国对宗主国的礼制。
另外，从文献记载[JiZai]来看，族姓上的区别并非作为古人制定祀典的根本原则，而主要取决于是否有功泽遗利于民人后嗣。《淮南子·氾论训》说：“炎帝于火，死而为灶；禹劳天下[TianXia]，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TianXia]之害，而死为宗布。”先秦时期的祭祀[JiSi]对象，多是有功德于民的煌煌烈祖、赫赫名王，从五帝、殷契、周弃，到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他们均因生前有功泽于民，死后被列为祀典之神，而并无族姓上的限制，这就证明了“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祭祀[JiSi]原则。无论是商王朝的建立者汤，还是经过“桐宫悔过”而修德厚生的太甲，为周人所祀，乃情理中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