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山东[ShanDong]国统区的经济状况，主要表现为国民党[GuoMinDang]军政势力及官僚资本对山东[ShanDong]的经济掠夺和工商业的凋敝。
　　抗日战争前，官僚资本在山东[ShanDong]工业界的势力并不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在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很快闯入山东[ShanDong]，开始对日本在山东[ShanDong]经营的工业企业进行大肆掠夺和瓜分。
　　1945年8月，日本一宣布投降，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即派出大批军政委员到沦陷区接收[JieShou]。他们每到一地，便明抢暗夺，争发接收[JieShou]财。国民党[GuoMinDang]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ShanDong]挺进军总司令李延年，率第十二军、第九十六军，由皖北开赴山东[ShanDong]并进占济南[JiNan]，抢先一步，接管了日伪军工企业及其所属单位。接着，国民党[GuoMinDang]山东[ShanDong]省党部、省政府也成立了山东[ShanDong]省党政接收[JieShou]委员会。接收[JieShou]实为“劫收”，他们各自接收[JieShou]了许多工厂、企业、房地产及物资。国民党[GuoMinDang]中央为了大量攫取各地日伪产业，又在各地遍设敌伪产业处理局等“劫收”机构。山东[ShanDong]的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为与中央争利，便撤销了党政接收[JieShou]委员会，而改设敌产清理委员会，企图以此来拒绝敌伪产业处理局的接管。但国民党[GuoMinDang]行政院却对山东[ShanDong]自设的这个“委员会”不予承认。因而在敌伪产业处理局来济南[JiNan]设点后，在办理移交、接收[JieShou]的过程中，国民党[GuoMinDang]的各派官员之间、四大家族的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

　　在这场浩大的“接收[JieShou]活动”过程中，许多企业被侵吞瓜分，大量物资被隐匿盗窃，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将大量敌伪产业化为私有。四大家族之一的宋氏家族通过中国银行支配了接收[JieShou]后的中国纺织建筑公司青岛分公司下属的13个单位。“CC派”官僚资本以中央财务委员会的名义，于1947年6月组织了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接管了青岛玻璃厂，制酒厂，橡胶厂，东亚面粉一、二、三厂；在济南[JiNan]则接管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制冰厂；在济宁也接管了一个面粉厂。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则插手于青岛水产公司，从中分利。他还通过中国银行投资5亿法币在青岛建立榨油厂，与宋子文控制的青岛榨油业争利。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资源委员会接收[JieShou]了青岛的电厂、钢厂以及辛店的铝厂，接收[JieShou]了鲁大矿业公司，并把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合办的博大煤矿、利大煤矿、东大煤矿、悦升矿业公司等，收为“公有”。
　　在接收[JieShou]过程中，所有的敌伪企业或“中日合作”的工厂，几乎无一处完整地保存下来，大量的物资、财产被贪污盗卖，许多机器、设备遭到破坏，甚至有些企业在接收[JieShou]过程中被完全毁灭。如华北冷藏公司被接收[JieShou]以后，大批冷藏军用药品、牛肉、啤酒等物资被贪污盗卖一空。许多在制品，因设备遭到破坏而腐烂变质，结果只得停机关厂。再如济南[JiNan]兵站被服厂，所有的旧布匹、棉花、军服被褥和其他物资，均被盗卖一空。国际运输公司的全部车辆、物资被瓜分一空，所有证据文件被毁灭。山东[ShanDong]制糖厂先由党政接收[JieShou]委员会接收[JieShou]，内部资产被盗卖净尽，后为建设厅接管，准备恢复生产，但机器设备又被拆卸盗卖而残缺不全，无法开工。济南[JiNan]东源火柴厂和洪泰火柴厂，先由民政厅接收[JieShou]，又为建设厅接管，原材料被大批盗卖，最后，经处理局批准发还原主时，只剩空荡的厂房和残缺不全的机器，无法恢复生产。
　　被接收[JieShou]的敌伪厂矿企业财产，一部分变为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的“官办企业”，一部分流入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官员的个人私囊，转为社会游资和官僚资本，一部分则为投机商人通过贿赂手段窃为私有。另外，一些官僚资本还与奸商勾结，上下联手，在黑市上搞投机生意，哄抬物价[WuJia]，从中牟取暴利。
　　经过国民党[GuoMinDang]的“接收[JieShou]”，山东[ShanDong]的社会生产能力大为削弱，生产萎缩，商业停滞，物价[WuJia]飞涨，市场一片混乱，经济危机日益加深。
　　在工业生产方面，在1945年秋至1948年秋的3年中，除个别行业由于特殊原因兴旺一时外，大多数行业都日趋凋敝，生产下降。如机器铁工业，很多老厂停工歇业，其中的翻砂业“形同无市”，其间虽又分化出一些小厂和黑白铁手工作坊，户数有所增加，但实际生产却减少了。染织厂由于白布、燃料、颜料的缺乏，生产极不正常。纺织业的情况比较复杂。当时，全国有国营纺织厂37家，青岛占8家；民营棉织厂222家，山东[ShanDong]占4家。到1947年山东[ShanDong]共有纱锭38.713万枚，占全国的12.1％。中纺青岛公司用官价外汇购美棉，成本较低，1946年以资本1500多亿元，取得剩余价值700余亿元。而民营纺织业如用美棉，所产纱由政府收购一半，1947年每件纱成本632万元，收购价只有370万元，民营工业吃亏很大。纱厂在黑市棉价高涨的情况下，只有停工减产。如济南[JiNan]的毛巾产量，战前年产量为3.9万打，此时只有2.4万打左右。线袜战前生产8.1万打，此时只有6.9万打左右。山东[ShanDong]的面粉工业，这一时期在全国仍占重要地位。据全国9个区的统计，面粉工厂共219家，青岛占25家，济南[JiNan]占7家。山东[ShanDong]省日产5.5万包，占全国日产量的11.5％，仅次于江苏省与河北省，在全国占第三位。但战后美国面粉大量进口，加上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的限制政策，1946年厂方每生产一包面粉，要亏本4000元，处境十分困难，因此日渐萎缩。如济南[JiNan]的面粉业生产能力仅占33％至45％，产量下降了50％以上。其他行业也与上述行业有着同样的命运。如济南[JiNan]的火柴业，年产量仅是战前的7％左右；化工染料业的一般染料厂全年开工不足60天；卷烟业除大中、永年两个官僚资本厂获得发展外，其余各厂每年开工也平均不到3个月；榨油业在战后曾一度复兴，大小油房30多户，但不久就因“原料不足，交通不便，电力不经常”及豆饼、食油受禁运限制，也先后有半数歇业；砖瓦业更惨，几乎所有的产品都被国民党[GuoMinDang]军队构筑防御工事而“征用”，仅裕丰窑厂一家被勒去的砖就达120余万块，全业损失达1000多万块。有的窑厂产品被抢光，连围墙和大窑也被拆除。

　　由于官僚资本的排挤，国民党[GuoMinDang]统治当局的掠夺和美国商品的倾销，该时期的山东[ShanDong]民族工业面临着悲惨的命运。1948年1月，青岛市的200多家民营染织厂开工和半开工的只有60家左右。山东[ShanDong]的民族工业，奄奄一息。
　　在商业方面，由于生产下降和国民党[GuoMinDang]的封锁、禁运，商品流转日益困难，加之苛捐杂税不断加大，摊派日益增多，导致商业市场的萧条和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是物价[WuJia]飞涨，通货贬值。抗战胜利后，山东[ShanDong]商业市场曾一度出现平稳，物价[WuJia]有所下降。但这种现象只持续很短时间，物价[WuJia]即又开始急速上升。从1945年10月开始，各项物价[WuJia]即步步上升，1946年以后，更是扶摇直上，一日数跃。据1948年2月10日《华北新闻》报：一年来济南[JiNan]市物价[WuJia]较一年前普遍上涨10到30倍。例如，黄金1947年春节闭关时每两49.5万元，1948年2月9日价最高时每两1600万元，涨30多倍；1947年小麦每百斤4.5万元，小米3.55万元，1948年9月，小麦每百斤150万元，小米120万元，上涨33到35倍；1947年猪肉每斤1600元，活鱼5000元，1948年除夕肉价涨至每斤5万元，鱼20万元，肉价上涨31倍多，鱼价上涨40倍。
　　济南[JiNan]市政府在《济南[JiNan]市政之一年》中写道：自本年（1947年）2月以来，本市物价[WuJia]陡涨，尤以生活用品为最。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几点：通货膨胀，法币贬值；交通梗阻，货运停滞；物资产量减少，供不应求；“奸匪”围困，时局紧张；外埠物价[WuJia]暴涨，本市随之波动。除此之外，另一个他们有意逃避和不敢揭露的一个促使物价[WuJia]波动的重要原因是官僚金融资本在市场上的抢购、囤积、买空卖空活动。在列举上述几点之后又说：“助长物价[WuJia]波动之原因，本极复杂，本市一隅之地，自难立收平抑效果”。政府方面既未握大量物资，奖励告密，严查囤积，复恐滋扰市面，使物资逃迁。实行议价限价，又恐杜塞物资缺乏，造成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普遍形成“钱多货少”、虚盈实亏的局面。山东[ShanDong]省国民党[GuoMinDang]当局为了维持其统治局面，虽曾采取各种强力措施，企图平抑物价[WuJia]，稳定市场，但因其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病入膏盲，全然无济于事。
　　其次是金融资本大搞投机。国民党[GuoMinDang]接收[JieShou]时，最初规定伪“联行”10元兑换法币1元，至10月22日改为5：1，刺激了物价[WuJia]上涨。1945年底，山东[ShanDong]省政府接收[JieShou]伪鲁业银行，组成山东[ShanDong]省银行；1946年，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相继复业，并分别接收[JieShou]了日伪时期山东[ShanDong]的正金、朝鲜、济南[JiNan]与联合银行；上海、大陆、东莱三家银行也相继开业。此后，四大家族的合作金库、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及农业银行，也相继设立了分支机构。这样，官僚资本在山东[ShanDong]金融业中占了绝对优势。
　　1945年10月，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公布的《收复区银钱业暂行管理规则》规定：战前曾经注册，沦陷后仍继续营业者准在清理期继续营业，战后经敌伪核准者一律停业清理；战前旧有者，确因战时停业，可提出证件申请复业。此令一经公布，申请复业者蜂拥而至，仅省城济南[JiNan]先后被批准复业的银号、钱庄就达69家，远远超过了日军投降前夕的25家。但这些复业的钱庄、银号大多已经易主，许多投机商、官僚、军警高价购买旧钱庄的“证件”，插足金融业。因而一些歇业倒闭多年的银号、钱庄原有的登记执照，都成了“有价证券”，顿时利市3倍。这时的金融业，无论是官办、合办还是民营的，毫无例外地都在大搞囤积。更由于货币贬值，物价[WuJia]暴涨，存放利息曾高达31分至51分。国民党[GuoMinDang]山东[ShanDong]省当局虽三令五申平抑利息，但根本无法制止暗息的上升和物价[WuJia]的波动。在此情况下，各银钱行号普遍设有后账，进行业外经营。一些官僚金融企业，凭借其政治、军事等有利条件，更肆无忌惮。如山东[ShanDong]省银行，成立于1945年底，资金4000万元，先后在徐州、上海、青岛、潍县、周村等地设立了9个分支机构，并在上海以山东[ShanDong]省名义加入“联合通汇处”组织。除代理省库经营一般存放汇兑业务外，并于1947年底开始承做信托代理、储蓄业务，使投机囤积合法化。黄金、美钞、“大头”、棉纱、棉布、食粮、面粉、生米、煤油、汽油、煤炭、纸张、木柴、陶瓷器及房地产等，无所不搞。青岛储信部开业第一笔生意就购进美钞1000元，“大头”500元及面粉数千包，并利用权势从“善后救济总署”中购进大批美棉、美麦。山东[ShanDong]省银行的设立，名义是为“扶助经济建设”，“繁荣经济，调剂金融”，“扶助本省工商业”，但实际上是执行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的“经济政策”，“配合军政措施”，大搞投机活动。

　　再次是，封锁禁运，商业停滞。由于生产下降和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的封锁禁运，商品流转日益困难，抢购、囤积、买空卖空取代了正常交易，商业市场表面畸形“活跃”，实际上日益空虚。黄金、银元、棉纱、卷烟、颜料、西药等成为市场交易的“筹码”。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曾企图通过各种强力来平抑物价[WuJia]、稳定市场和限制禁运。1947年2月，国民党[GuoMinDang]山东[ShanDong]省当局有关部门公布了《管制物资紧急措施方案》，并通告：工厂不准停工，商号不准歇业，职工店员不准解雇；各种货物按平定价格交易；严禁隐匿物资和囤积居奇。违反以上规定，以扰乱治安论处。3月，国民党[GuoMinDang]政府《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将济南[JiNan]划为“实施管制物价[WuJia]地区”，并同时公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4月，再发布《平抑物价[WuJia]实施办法》，并先后将棉纱、棉花、食糖、食油各业，设置固定交易场所，由山东[ShanDong]省田粮处、建设厅及地方政府分别派员监督交易。又由省政府及省党部调查室、省田粮处及地方政府会同宪兵营、防守司令部、检查局等组成经济检查队，到各大工厂、仓库、商店检查囤积。但封锁、禁运、检查的结果，反而造成了商品流转费用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物价[WuJia]上涨和商业停滞，还给各部门官吏大开弄权舞弊、贪污受贿之门。
　　同时，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摊派日益增多，也促使工商业日益萧条破产。据1948年5月16日《华北新闻》报道：仅济南[JiNan]一地，4月份因摊派过重、营业不振而停业的商家就达300余家。其中粮业、油业各100余家，磨坊业及其他各业100余家。1946年6月，济南[JiNan]市政府举行工商业总登记，到12月底登记的工商户共有12449户，到1948年9月末，实际剩有9357户，减少了3092户。
　　总之，在国民党[GuoMinDang]退出大陆的最后的几年中，由于国民党[GuoMinDang]和四大家族的“接收[JieShou]”，对山东[ShanDong]的生产能力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对经济的掠夺和搜刮，扰乱了市场，致使山东[ShanDong]的工商业经济一蹶不振，生产萎缩，商业凋敝。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蓬勃发展，解放区日益由广大农村向城市发展，不断扩大，使国民党[GuoMinDang]占据的几座中心城市成为孤岛，生产原料、燃料及各种物资极其缺乏，更加剧了国统区的经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