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盛产粮食，但京师往往地处北方，因此漕运也就成了南粮北调的一种特殊形式。由于陆路运输只能靠骡马大车、肩扛人挑，速度缓慢，运输量小，耗费极大，而海道运输极受地理条件限制，因此开凿[KaiZao]运河[YunHe]就成了最好的选择。宋代张方平论及漕运、运河[YunHe]时指出：“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大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熙宁八年十月”）元代济州[JiZhou]河、会通[HuiTong]河、通惠河的开凿[KaiZao]，使大运河[YunHe]从江南直通大都（今北京），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其中，济州[JiZhou]河与会通[HuiTong]河均在山东地段。

一、济州[JiZhou]河与会通[HuiTong]河

　　元初，忽必烈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改称大都，使全国政治中心移至北方。由于北方地区的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发展滞后，而同时期的南方则获得新的开发，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元史·食货志》中说：“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大量的粮食、布帛丝绸等需从南方运往大都，以供京师之需，仅靠陆路运输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故河道[HeDao]漕运显得尤为关键。但自南宋末年以来，黄河多次泛滥溃决，导致原有的运河[YunHe]河道[HeDao]大多淤浅不能通航。到元朝初年，南北诸运河[YunHe]只有江南运河[YunHe]、淮南运河[YunHe]以及御河部分河段能较顺利行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由江南运粮到大都，大费周折。元初的漕运路线大致是这样的：江浙一带的漕粮沿着江南运河[YunHe]北上入淮河，在淮安由淮河转入黄河之后溯流至中滦镇（今河南封丘西南约30里），在这里卸船装车，转为陆路运输，到达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再装船入御河（今卫河），运至直沽（今天津）沿白沙河至通州，最后陆运至大都。如此这般水陆相交，反复装卸，费时又费力，况且这一路虽以河道[HeDao]为主，但河道[HeDao]迂回曲折，运行不畅。因而，尽快在原有的这些运河[YunHe]基础上去弯取直，开凿[KaiZao]直穿山东而取直北上的运河[YunHe]河道[HeDao]，使南北实现直航，成为元初统治者们亟待解决的大事。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官员纷纷献计献策，敦促朝廷尽早下决心整修河道[HeDao]。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上书曰：“今南北混一，宜疏浚河渠，令远方贡献京师者，皆由此而达，诚万世之利。”（《新元史》卷一五九《伯颜传》）这个建议引起了忽必烈的重视，经过认真考虑，忽必烈果断下旨，开凿[KaiZao]济州[JiZhou]河。
　　开凿[KaiZao]济州[JiZhou]河的工程从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第二年便全线完工。整个河道[HeDao]，南起济州[JiZhou]（今山东济宁），北达须城（今山东东平[DongPing]）安山镇，全长150余里。济州[JiZhou]河开通后，输运入京的物资便可以先由大清河运至利津，从那里入渤海，出海后沿海道转运至直沽，这样比原来经河南走御河大为便捷。可好景不长，连接济州[JiZhou]河段的重要环节——大清河，其入海口为泥沙淤积，通航不便，这样便不得不废弃大清河航道，船只通过济州[JiZhou]河进入大清河后，只能航行到东阿（今山东东阿以南），从东阿改用陆路把漕粮运到临清[LinQing]，之后再转用水道从御河抵达通州。如此下来，要经过水陆运道的两次周折，十分不便。尤其是从东阿到临清[LinQing]这段路，虽然只有200多里，但必须役使13200多民户来运粮，而且茌平一带，地势低平，每逢夏秋霖雨，便会泥泞不堪，车马阻滞、输运艰难，负责运粮官员叫苦连天，役民也苦不堪言。这样，在开凿[KaiZao]济州[JiZhou]河之后，如何解决由东阿至临清[LinQing]这一段路运的困难又提上了元政府的日程。对此许多大臣纷纷上书，奏请朝廷开凿[KaiZao]一条连接御河与济州[JiZhou]河的运河[YunHe]。再开凿[KaiZao]运河[YunHe]，其是否可行呢？在这之前，元廷曾在山东半岛开凿[KaiZao]一条从胶州至莱州的运河[YunHe]，但开工后遇到了困难，这一带地层岩石非常坚固，不能深凿，这便使得河水太浅无法行船，于是只好放弃。如今，在山东境内开凿[KaiZao]运河[YunHe]，从东阿到临清[LinQing]这段是否有开凿[KaiZao]的可能？况且开凿[KaiZao]运河[YunHe]，动辄耗资巨万，费时费力，绝非儿戏！这些问题迫使忽必烈对待这一问题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多次令朝臣与一些水利专家集议，力图万无一失。

　　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水利方面有过人之智。他小时候就喜欢观察自然界，极好探索事物的奥妙。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被推荐到朝廷，面对忽必烈的召见，年轻的郭守敬陈水利六事，娓娓一席话让忽必烈赞赏不已，任命其为提举诸路河渠，后又历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监、都水监，先后主持修复了西夏古渠、大都诸项水利工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他提出开凿[KaiZao]通惠河并主持整个工程。郭守敬重视实地考察，严谨认真，在开凿[KaiZao]诸段运河[YunHe]的过程中，他都要进行实地勘察和测量，绘制地形图，制定工程规划，并注意科学组织施工。他在实际工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在中国运河[YunHe]开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掌管水利、河务等事务官员的郭守敬，对开凿[KaiZao]新运河[YunHe]自然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其实，早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丞相伯颜委派郭守敬勘察新运河[YunHe]河道[HeDao]时，郭守敬便考察了河北、山东的河道[HeDao]，并绘制了济州[JiZhou]、东平[DongPing]等地以及泗、汶诸水与御河相通的形势图。根据形势图，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太史院令史边源、寿张县尹韩仲晖向朝廷建议：自安山穿渠至临清[LinQing]通御河。经朝臣集议，次年十月，丞相桑哥再次提出此议，忽必烈表示同意。为求稳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元政府委派漕河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人又进行了实地考察。路线图等问题确定后，忽必烈乃下诏拨出钞币150万缗、米4万斤、盐5万斤作为开河经费，又征调民夫3万人，委命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负责工程指挥。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正月，工程正式动工，仅用半年时间，六月便告工成，总共用工计251万余。这条新的河道[HeDao]，南起须城（今东平[DongPing]）安山之西接济州[JiZhou]河，中经东昌（今聊城市）至临清[LinQing]入御河，全长250余里，中间修建闸门31座，随时蓄水和排水。因这条运河[YunHe]起于须城安山，初名为安山渠。河道[HeDao]开通以后，河渠官张孔孙等人说：“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二《运漕》）忽必烈对此河的开通也十分高兴，亲自赐名为“会通[HuiTong]河”。

二、运河[YunHe]的管理

　　在开凿[KaiZao]运河[YunHe]过程中，广大运河[YunHe]建设者们将勤劳与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许多重大发明创造。
　　在开凿[KaiZao]会通[HuiTong]河时，需要引汶河、泗水入济州[JiZhou]，马之贞独到地设计改造了双虹悬门闸，从而不仅能分引洸水，而且能抬高水位。同时又在汶河、洸河交汇处筑拦河堰，束汶水2／3入洸河，这样即使在冬春枯水季节，也可畅通无碍。
　　针对会通[HuiTong]河地势高昂的地形特点，为控制水势，在整段河道[HeDao]设置了会通[HuiTong]镇闸、李海务闸、兖州闸、安山闸、济州[JiZhou]闸等闸门31座，“度高低，分远迩，以节蓄泄”（《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会通[HuiTong]河》）。会通[HuiTong]河成为我国人工运河[YunHe]中较早以多级船闸调节运河[YunHe]水深的运道，故又有“闸河”之称。
　　为了保证山东段运河[YunHe]的畅通，加强对会通[HuiTong]河的统一管理和统一调水事宜，元政府撤消原来的济州[JiZhou]漕运司，改由江淮都漕运司管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五月，中书省大臣马之贞上书说由于下雨的原因，河岸崩塌，运河[YunHe]河道[HeDao]淤浅，应该加以修整疏浚，奏请朝廷调拨3000输运站户，专门负担这项徭役，让他们采伐木材、石头以备用。元廷批准，并责成都水监派一官员巡视，监督这项工程，把土筑的水闸换成石头水闸，根据各处具体情况的缓急程度，安排先后次序进行施工。会通[HuiTong]河各石闸相继建成后，元政府在每闸之处设闸官数人专门管理开闭闸门和指挥船只通航过闸。
　　为保证航运畅通和运输安全，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HuiTong]河时，只允许150料船只通过（料为古代测舟船之载重单位），但是一些豪门大族和富商大贾贪嗜货利，一再违反规定，行走三四百料甚至500料以上的大船，使运河[YunHe]运道阻塞，影响通航。为此，延祐元年（1314年）二月，元廷下旨在会通[HuiTong]河北端临清[LinQing]、南端沾头处各建隘闸一座，隘闸宽9尺，以限制200料以上的大船过往，违者没收船只货物并治罪。但权贵商贾们并未就此放弃，他们又挖空心思，宽的不让通行就变长的，于是又造了一种又长又窄似龙舟的长船，装载量也在500料以上。这种船船身太长，摆动不便，往往入闸后不能回转，动辄搁浅，更加堵塞河道[HeDao]。针对这种情况，元政府于泰定四年（1327年）四月下令规定过往的船只的长度，并在南北闸下约八十步各立二石（即石标尺），作为测量船身长度之用，两石相距65尺，过往船只若超过65尺便不得行。但是，大都、江南权贵们的红头花船仍然在河上横行霸道，他们往往恃势捶挞看闸人，强迫看闸人启闸放行。尤其是诸王、驸马们往往鸣锣击鼓，扬长而去。有的商人见机把自己的船伪装成权贵的船，抢道先行。而对于一般的商民船队，守闸人又故意拖延启闸时间，借机索要贿赂。元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成效不大。

　　在会通[HuiTong]河的开凿[KaiZao]前后，马之贞、李处巽等人负责具体调度、管理，立下汗马之功。
　　马之贞，祖居河北沧州，后徙山东汶上，遂为汶上人。自幼以民生国计为念。至元十二年（1275年），郭守敬奉命巡视江淮至大都河道[HeDao]，马之贞即建议开凿[KaiZao]汶泗新河，以沟通江淮漕运，此议一提，立即引起郭守敬的重视。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会通[HuiTong]河开凿[KaiZao]成功后，罢原济州[JiZhou]漕运司而置江淮都漕运司，马之贞被任命为都漕运副使。此后，马之贞在水利主面的才智尽显，先后主持修建了安山闸、兖州闸诸闸，疏浚淤浅的河道[HeDao]，从而保证了运河[YunHe]的畅通。
　　李处巽，又叫李奥鲁赤。至元十八年（1281年）奉命主持开凿[KaiZao]济州[JiZhou]河工程。后又紧接着疏浚北至东阿、南至济州[JiZhou]以南长达300余里的运河[YunHe]河道[HeDao]。复建任城以东运河[YunHe]8处石闸。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以兵部尚书衔主持开凿[KaiZao]会通[HuiTong]河，开凿[KaiZao]河渠，疏浚运河[YunHe]，积累了不少经验。

三、运河[YunHe]两岸的明珠城镇

　　内河航运的开通，促使运河[YunHe]城镇进一步繁荣。每当漕运季节，就会看到运河[YunHe]上舳舻相接、樯桅高耸、白帆点点、百里不绝，十分壮观。除了粮船以外，航行在运河[YunHe]上的还有许多官船、商船和民船，南方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北方生产的豆、麦、梨、枣等特产，都通过大运河[YunHe]进行交易。《元史·河渠志》中说：“舟楫万里，振古所无。”这一时期新兴的商业城市，十分之八九都分布在大运河[YunHe]沿岸。运河[YunHe]两岸商贾云集，货堆如山，店铺林立。城市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街道纵横交错，各种店铺鳞次栉比，有酒肆、茶馆、公廨、寺观等。街道中乘骑、轿夫、挑夫、商贩等各色人等，熙熙攘攘。随着济州[JiZhou]河、会通[HuiTong]河的相继开通，岸边的济宁、东平[DongPing]、东昌、临清[LinQing]等城市逐渐崛起为元代重要的工商业城市。这些城市宛若一串镶嵌在济州[JiZhou]河、会通[HuiTong]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
　　元朝以前，临清[LinQing]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会通[HuiTong]河开通后，临清[LinQing]因为位于运河[YunHe]岸边而逐渐发展起来。公元1369年，临清[LinQing]迁到会通[HuiTong]河、卫河交汇处——临清[LinQing]闸，另建新城。临清[LinQing]很快发展为中国北方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到万历年间（1573—1619），临清[LinQing]有布店73家，绸缎店32家，杂货店65家，纸店24家，典当铺100多家，粮店100多家，瓷器店数十家，客栈数百家。在临清[LinQing]经商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最多的是徽州（今安徽歙县）商人——史称“徽商”，其次是“晋商”（山西商人）。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山西、陕西商人的“联络处”。谚云：“南有苏杭，北有临张。”“苏杭”指苏州、杭州；“临张”指临清[LinQing]、张秋。
　　张秋镇，今属山东阳谷县。五代后周时期，张秋还是济水河上的一个渡口。入宋以后，随着济水航运的发展，商贾来往，舟车辐辏，逐渐成为一个市镇。元代济州[JiZhou]河、会通[HuiTong]河开凿[KaiZao]成功，南北大运河[YunHe]贯通以后，张秋其地当运河[YunHe]要冲，水路四通八达，从而一跃成为运河[YunHe]上的重镇。元政府在这里设都水分监，以管理河运。全国各地的富商大贾纷纷云集于此，各类手工业店铺、商业店铺立满了运河[YunHe]岸边，昔日默默无闻的小镇，一夕之间便成了炙手可热的黄金宝地。尤其是这里还发展成了山东版画业的主要基地之一。最先由山西人创办的版画、印刷业，在这里得到发展，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同时也带动了其他书画行业的繁荣，经明代至清朝，这里的版画业盛名远播。
　　济宁位于会通[HuiTong]河南端，伴随着运河[YunHe]的开凿[KaiZao]和漕运的发展，这里发展成人口众多，有一定城市规模的交通运输和贸易中心。济宁工商业经济的盛况，引得当时许多文人墨客不由地吟诗慨叹：“南通江淮，北达京畿”，“南船北马，百货萃聚”，“高堰北行舟，市杂荆吴客”，“人烟多似簇，聒耳厌喧啾。”走在今天的济宁段运河[YunHe]岸边，当年诗中吟道的盛况还依稀可见。
　　会通[HuiTong]河的开通，使东平[DongPing]一时之间便成为南北大运河[YunHe]的重要交通枢纽，来往的舟船，过往的客商营贩，昼夜不息，东平[DongPing]由此成为元代中原地区最大的繁华城市之一。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眼中，东平[DongPing]简直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城市，他在游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雄伟壮丽的大城市。商品与制造品十分丰盛。……有一条深水大河流过城南，居民将河分成两条支流（运河[YunHe]），一支向东，流过契丹；另一支向西，流向蛮子省。大河上千帆竞发，舟楫如织，数目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条河正好供给两个省区的航运便利。只要观察河上的船舶穿梭似地往返不断，运载着最有价值的商品的数量和吨位，确实就会使人惊讶不已。’（《马可·波罗游记》卷二第六二章“东平[DongPing]州”）
　　随着运河[YunHe]沿岸商业经济的繁荣，运河[YunHe]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特别是南北大运河[YunHe]的大贯通，在地理上把华北、中原与江淮等几个文化重心区域联为一体，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YunHe]区域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使这里成为人才荟萃、文风昌盛之区。会通[HuiTong]河岸的东平[DongPing]，便成为当时杂剧创作的中心。东平[DongPing]因杂剧家、散曲家辈出，而形成了典型的“东平[DongPing]杂剧”，深深影响了元代的杂剧创作，使元代杂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运河[YunHe]沿岸的城镇构成了一道新兴的文化带。这道文化带成为齐鲁文化的重心。例如，明清两代山东出了10名状元，其中有6名出自运河[YunHe]文化带，他们是武城韩克忠，茌平朱之蕃，聊城傅以渐、邓钟岳，济宁孙毓桂、孙如仅。
　　运河[YunHe]经济的繁荣，同时为各地兴办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运河[YunHe]沿岸地区的教育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其中，东平[DongPing]府学最为世人瞩目。金末元初之际，东平[DongPing]行省严实便大力开办府学、乡学和庙学，大兴办学养士之风，故使东平[DongPing]成为人才济济、文化发达之地。后来严实又聘著名学者元好问、宋子贞等人执教东平[DongPing]府学，使学校进一步繁荣，“一时文采名于天下”、“四方之士闻风而至，故东平[DongPing]一时人材多于他镇”，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后来又有东平[DongPing]王祯凭其《农书》，成为古代著名农学家之一。

四、游历运河[YunHe]的外国人

　　蒙古铁骑的西征打开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通道，不断有欧洲的传教士、商人和使者来到中国，神秘的东方令他们眼界大开，一些人忍不住记录下自己的经历，其中很大篇幅描述了他们这些外国人眼中的南北大运河[YunHe]以及运河[YunHe]岸边座座令他们惊讶不已的商业大城市。在这些人中，首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十七八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叔父从威尼斯出发，沿途历尽艰险，舟车劳顿，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抵达上都。元世祖忽必烈接见了他们，并将他们留在宫中。马可·波罗聪明谨慎，擅长辞令，很快就掌握了蒙古语言、风俗和骑射，深得忽必烈宠信。随后，他奉忽必烈之命巡视各地，几乎游遍了大江南北，其中令他记忆颇深的一条重要路线便是沿着大运河[YunHe]南下，经过临清[LinQing]、济南、扬州、杭州，直至泉州、福州等地，从而在其游记中关于运河[YunHe]沿岸的城市、风俗、地理等描述占了相当的篇幅。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马可·波罗3人返回威尼斯，引起当地人的极大兴趣，他也常饶有兴致地向人们谈说自己的东方之行，其中不乏对运河[YunHe]沿岸城市繁荣的惊讶赞叹、运河[YunHe]上舟楫万里、白帆点点场景的绘声描述。公元1298年，马可·波罗因参加一次海战而被热那亚人俘获，在热那亚潮湿、阴暗的监狱里，马可·波罗同小说家鲁思梯谦关在一起，二人合作，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笔录，完成了《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欧洲人展示了一个繁华的东方世界，而马可·波罗本人也以其个人的独特经历及其《马可·波罗游记》而被誉为那个时代伟大的旅行家。
　　稍后，另一位意大利人鄂多利克也来到中国。鄂多利克，意大利弗里乌黎省波登隆埃县人。年轻时就忠于方济各教会，过着清苦的托钵僧生活，经常只靠水和面包为生，赤脚步行。公元1314年（又一说1316年或1318年），鄂多利克从威尼斯出发，开始东游，几年后抵达中国的广州，随后，他由泉州至福州，再由福州经仙霞岭，下钱塘江入杭州至金陵（今南京），又从扬州沿运河[YunHe]北上经过临清[LinQing]等城，最后到达汗八里（今北京），鄂多利克在大都居住了3年后，返回意大利。晚年，鄂多利克卧病在床，每每回忆自己的东方之行便激动不已，由别人执笔将其东游经历写成《鄂多利克东游录》，其中用不少的篇幅记述了在中国游历运河[YunHe]沿岸伟丽城市的见闻，保存了许多运河[YunHe]文化的宝贵史料。
　　《新元史·河渠志》载：“元之运河[YunHe]，自通州至京师为通惠河，自通州至直沽为白河，自临清[LinQing]至直沽为御河，自东昌须城县至临清[LinQing]为会通[HuiTong]河，自三汊口达会通[HuiTong]河为扬州运河[YunHe]，自镇江至常州吕城堰为镇江运河[YunHe]，南逾江淮，北至京师，为振古所无云。”其中，会通[HuiTong]河、济州[JiZhou]河、通惠河等水道的开通，使大运河[YunHe]最终实现了南北直接贯通，从元大都以最短的距离，纵贯当时最富庶的东部沿海区域，从而实现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大融合。

　　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发达的文化，使运河[YunHe]沿岸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地区，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也纷纷涌入运河[YunHe]沿岸地区。外国使团来华，也往往由大运河[YunHe]北上。大运河[YunHe]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