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州文会馆

教科书《笔算数学》

山东大学堂创办时聘请的五位登州文会馆毕业生

狄考文

    1864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狄考文和妻子狄邦就烈从美国辗转来到登州(今蓬莱),从一个只有6个孩童的蒙养学堂做起,经过小学、中学,最终发展到高等学堂——登州文会馆,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教会大学,狄考文本人被誉为“十九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传教士教育家”。

　　从“蒙养学堂”开始

　　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和妻子狄邦就烈从美国辗转来到登州。当时,正值中国内忧外患,八股之制方兴未艾。当地许多孩子因贫穷上不起学,官绅子弟又不愿进教会学校,狄考文便招收了6名“寒素不能读书”贫家子弟,创办了一所“蒙养学堂”,食宿和学费全由学校负担。学生年龄小,狄考文妻子狄邦就烈在授课之余还得照料他们的起居,为孩子们洗脸、梳头、缝补衣物。

　　登州当时尚未开化,老百姓对洋人开办的学校,不是怀疑,就是敌视。一位文会馆毕业生后来回忆道:“父母最初送我上学的时候,全村人都强烈反对,说外国人能用魔法吸干孩子们身上的血。当我寒假回家的时候,他们发现我不仅脉搏跳动正常,而且脸色、身体都比以前还好时,就说我才在那里待了三个月,还不到出恶果的时候,等着看吧!”为解决生源问题,狄邦就烈经常外出做劝说工作。一次,一位学生的父亲中途变故,不想让孩子再上学,来学校拖起学生就往家走,狄邦就烈发现后撵上前拽着他往教室里拉,你拉我拽,在校门口展开很长时间的“拉锯战”,最后还是将学生抢回了学校……　　

　　学校开办9年,共收学生91名,然而,学有成者只有十分之一。除老百姓对教会学校抵触原因外,主要是生源素质问题。为此,狄考文改革招生办法,招收年龄稍长且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生,生源为之好转。1873年,狄考文鼓励学生邹立文参加蓬莱县考,结果名列前茅,学校声誉大振。狄考文又加大对西方课程的设置,亲自教授数学,以后又陆续增加了几何、三角、天文和化学等学科。狄邦就烈记录道:“学生们已经彻底相信了学校教育体系的有用性。”1876年,学校第一届三名中学学生毕业,狄考文借此宣布更名为“登州文会馆”,同时增设了高等课程。1879年之后,狄考文按照西方大学模式对文会馆进行改革和完善,不断提高学校档次。1884年狄考文的派出机构美国差会总部正式批准文会馆为大学资格。至1904年学校迁到潍县之前,学生在校所有费用全部实行自理,标志着登州文会馆已经发展为一所正规的现代大学。

    引进西学,建立新式学堂

　　狄考文曾于1881年在《振兴学校论》一书和《上译署拟请创设总学堂议》中以“下变民风,上培国脉”为题,阐述振兴教育的重要性,被学界认为是在中国倡办新式学堂最早的人。

　　为此,狄考文自19世纪70年代起,按照西式学堂的模式着手提高学校的规格,扩大教授内容。首先引进西方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设置备斋(小学)三年,正斋(中学和大学)六年,学生按程度、年龄分班教授,逐步提高。在课程设置上,中国经学课程不到四分之一,而传统私塾、书院课程里看不到的数理化和天文、航海、测绘、动植物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课一应俱全。比如《富国策》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对当时甚为稀罕的资本、工资、利息、股份等事物都作了详细介绍；《地理志略》、《万国通鉴》等课程,让学生放眼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后来通过山东大学堂与登州文会馆正斋西学课程比较可知,两校相同的课程达12门之多。有关史料证明,文会馆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心灵学(心理学)、是非学(逻辑学)和富国策(经济学)以及世界地理、历史课程“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狄考文在担任“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和“中华教育会”负责人期间,组织编译大量西方教科书,同时还与文会馆师生编辑出版了许多新式教材。“教科书”一词即由此产生。狄考文与学生邹立文编写的《笔算数学》一书是中国第一部、也是当时唯一一部数学教科书,先后翻印30多次,直到20世纪初官方出版第一批教科书时,《笔算数学》仍然通用。重要的是该书第一次采用了阿拉伯数字等西方现代数学符号及其算式；狄邦就烈编写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西方乐理的教材；赫士(登州文会馆第二任校长)编译出版的《光学揭要》,书后的说明部分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X射线的文章。狄考文等人编译出版的教材为山东大学堂和上海的南洋公学、中西书院,浙江的求是书院、蕙兰中学,无锡的竣实学堂,山西的笃初学堂,湖南的实务学堂等各地官办学校广泛采用。上海的文明书局、彪蒙书局、科学书局、时中书局、南洋官书局等出版商也曾多次出版文会馆的课本。登州文会馆在许多方面为20世纪初山东以及全国兴建新式学堂提供了借鉴和模本。

       成功要诀:学以致用

　　讲求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是文会馆成功办学的要诀。

　　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文会馆建设了图书馆、博物馆、实验室、制造所、天文台、电气房,配备了气学、声学、力学、热学、磁学、光学、电学以及天文、化学等实验器具达364件,其中很多机械是狄考文亲手制作的,故美国学者小海亚特称狄考文是一个“科学家、发明家和家庭工业家”。1879年,狄考文回国期间向美国商业巨头菲尔德募到一台发电机,使文会馆在中国最早用上了电灯。1897年狄考文在给美国的同学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现在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比我们毕业时的杰斐逊学院的两倍还多”,是“中国最多和最好的物理和化学仪器设备”。　

　　文会馆的产品除供应本校使用外,各省学堂亦争相购订。文会馆毕业生丁立璜开设的山东制造理化机械所,其产品在南洋劝业会上“咸称为全国第一家”。为纪念在物理和化学教学实验上作出贡献的文会馆两位校长,后来的齐鲁大学修建了“狄考文楼”和“柏尔根(文会馆第三任校长)楼”,两楼至今保留在济南山大医学院内。

　　狄考文还积极引导学生成立社团,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技能和自立精神。自1866年,狄考文组织学生创立了辩论会、勉励会、戒烟酒会、新闻会、中国自立学塾会等8个学生团体。例如,辩论会分设“高谈”、“阔论”和“育才”三会,“所订章程,一仿合众国议院办法；所列功课,俨若辩学家演讲题文”,以期“以练习口才,增进学问,练达任事之才,为他日国民自立地也”。1890年校长赫士还与学生孙炳文创办了山东省最早的报纸——《时报》,也为学生提供了实习场所。

　　文会馆毕业生王锡恩毕业后在济南高等学堂任物理教习,后任齐鲁大学天文学系主任兼天文台台长,又因深谙算学被誉为当时“世界六大算学家之一”；张松溪编写教材颇有建树,著有《勾股题镜》、《八线备旨》等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流行一时；王元德先后与外人合资成立华北酒精厂,并与英国麻风协会合资在济南建立麻风病院。王以成毕业后执教青岛德华书院,后留学日本其间加入同盟会,还任北京《国风日报》编辑,宣传反帝反封主张,辛亥革命时捐躯于诸城战斗。

     坚持汉语教学,培育新学师资

　　狄考文认为,一个人如果缺少本国语言的知识训练,将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登州文会馆40年来坚持用汉语进行教学,狄考文希望学生能以自己的母语进行思考、学习现代知识与思想,他认为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科学文化体系,培养出“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谙熟中国文化的人”。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中国儒家经典课程和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都要求用中文授课。同时,登州文会馆的学生在校时也必须使用官话。文会馆明确规定学生“凡论说纯用官话,不得夹用文言或土话”,否则“各罚金20文”。

　　登州文会馆坚持用汉语教学,这对西学的引进、吸收和应用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得以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有资格走上高等学府讲堂的师资队伍。1898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士丁韪良聘请刘永锡、仲伟仪等8位文会馆毕业生担任西学教习,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初期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文会馆毕业生。

　　1901年初,山东巡抚袁世凯敦请狄考文和赫士二人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当年旧历九月份,狄考文的继任校长赫士挂帅,率领文会馆9名教习和10名文会馆毕业生,还有赫士夫人富知弥和文约翰、维礼美森等4位美籍教习共20多人,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和课本,历时仅月余,便在济南泺源书院(现济南泉城路省统计局地址)正式开学,成功创办中国第一所省级山东大学堂。随之,慈禧谕令全国各省　“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于是,各地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经验,争聘文会馆毕业学生为教习。一时间,毕业生供不应求,“领有毕业凭照效力于教界学界者以三百数,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当时,除贵州外全国各省的综合性大学堂和各地的格致院、武备、师范、方言、法政、农业等专业学堂以及中、小学堂共200多所学校聘请文会馆毕业生任教。因各省所需的师资太多,后来连文会馆的肄业生也被聘去。

　　1907年,狄考文在青岛逝世。在他的葬礼上,宣读了一份统计材料:登州文会馆总共208名学生拿到文凭；其中37人当了官办学校教师；当教会学校教师的68人,从事传道和当教士的共36人,从事文字工作的10人,经商的9人,做医生的7人,当邮政干事、铁路干事、工程局干事和青年会干事的11人；在海关工作的1人,当商业职员的2人,当秘书的1人,京师大学肄业1人,在家6人,去世22人。

　　一组简单的数据,正是对狄考文在华创办教育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