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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班子进城后的腐化是太平天国灭亡主因--中国年鉴网
160年前即1851年的1月11日，太平[TaiPing]天国在广西金田村起义。在广西转战了近一年半时间。1852年6月，杨秀清率军冲出蓑衣渡，进入湖南。入湘后的太平[TaiPing]军，如蛟龙入海，立刻翻起巨浪。太平[TaiPing]军所向披靡，连克永明、益阳、岳阳、武昌。从武昌出发进军金陵，太平[TaiPing]军万船齐发，又有陆师夹江而行，号称50万大军。太平[TaiPing]军自武昌经安徽、江西，直抵金陵，势如破竹，清军无力招架。虽然南京[NanJing]城高墙厚，也只用了十天时间就被攻破。太平[TaiPing]军发展如此之快，战斗力如此之强，究其原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一个坚强廉洁的领导班子。太平[TaiPing]军的领袖们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良好的作风增强了太平[TaiPing]军的战斗力。然而这样一个领导班子在进城之后就迅速蜕化，最终导致天京政权的败亡，这其中的原因与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深刻总结并引以为戒的。
过早建都[JianDu]丧失锐气。1853年3月20日，太平[TaiPing]军攻克南京[NanJing]，3月29日，杨秀清率文武百官迎洪秀全入城。遂决定建都[JianDu]于南京[NanJing]，并改南京[NanJing]为天京。建都[JianDu]问题[WenTi]，历来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WenTi]。太平[TaiPing]军攻占武昌时，就存在着去向问题[WenTi]，北进河南则威胁清京，东下金陵则有可能形成割据局面。如今太平[TaiPing]军已顺利攻占南京[NanJing]，同样又存在着去向问题[WenTi]。如果以南京[NanJing]为根据地，然后向北发兵，把战略重点放在推翻清王朝上，这样的话，太平[TaiPing]军就应集中精锐部队及最有权威的将领进入河南、河北、山东，兵锋直指清廷，这当是太平[TaiPing]军攻占南京[NanJing]的战略抉择之一。如果过早在南京[NanJing]建都[JianDu]，太平[TaiPing]军必然以保卫天京的安全为目的来部署一切兵力，革命[GeMing]的进攻阶段就会停顿下来，锐气就会减退。因此，在南京[NanJing]建都[JianDu]实在是犯了兵家之大忌。而这却是出自洪秀全、杨秀清的意愿。太平[TaiPing]军离开广西之后，便有“取金陵为本”之议。杨秀清认为只要占领了南京[NanJing]，即使成不了事，也可占领黄河以南。洪秀全则多次称南京[NanJing]为“小天堂”，把“小天堂”作为奋斗的目标。可见，在建都[JianDu]问题[WenTi]上，洪、杨都有偏安和及早享受的思想。
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GeMing]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第73页)占领南京[NanJing]当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洪秀全、杨秀清们理应略作休整之后，迅速行动起来，率主力部队越过长江，乘清军已如惊弓之鸟之际，向江北推进。时值三月，天气转暖，士兵生活容易适应，加上皖北、山东饥民甚多，太平[TaiPing]军一到，饥民相率加入太平[TaiPing]军，形势当会有重大发展。建都[JianDu]天京之所以是失策的，是因清政府还未推翻，革命[GeMing]的历程正急速地向前发展之时，突然停止了脚步，这就给清廷留下极大的喘息机会。清军在惊魂稍定之后重整旗鼓，很快在南京[NanJing]城外扎下了江南大营，使太平[TaiPing]军的作战部署不得不以护卫天京安全作为主要任务。太平[TaiPing]军战略上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太平[TaiPing]天国的领袖们，由于贪图安逸而逐渐丧失了革命[GeMing]锐志。
农民阶级有先天局限。太平[TaiPing]天国起义带有旧式农民战争的烙印。农民阶级的分散性、守旧性，以及眼光短浅等毛病，在太平[TaiPing]军中都有突出表现。许多太平[TaiPing]军将士参加革命[GeMing]都是出于生活所迫，希望改变贫穷落后的经济地位。用太平[TaiPing]天国名将李秀成的话说，当时太平[TaiPing]军将领号召“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可以“同家食饭”。这和旧式农民起义者的动机是一致的。许多太平[TaiPing]军将士在参加革命[GeMing]队伍时，就是抱着当将军、当丞相、当夫人的目的来的。太平[TaiPing]军将领也用这些来鼓动士兵英勇作战。如洪秀全在永安突围时，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因为这样做了，就能“脱尽凡情顶高天，金砖金屋光焕焕，高天享福极威风，最小最卑尽绸缎，男着龙袍女插花”。这样的许愿在杨秀清发布的布告中也出现过。为了达到这些不太清晰的目标，他们作战非常勇敢，作出很大的牺牲。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但最终总是归于失败，这是历史的规律，也是历史的局限。
正是因为这样，历史上再高明的农民领袖也只能按照封建国家的轨道行事。洪秀全本来是要建立一个新朝代新国家，但在永安封王时连一个合适的名称也找不到，只好“姑从凡间歪例”，把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都封王，称为王爷，并相应地制订《太平[TaiPing]礼制》来规定各级官员的尊卑和特权。洪秀全还在《天父[TianFu]诗》中公开宣扬封建道德中的三纲五常，说什么“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政权形式一经沿着封建政权的轨道走下去，性质就变了，领导人的思想就变了，对革命[GeMing]事业就失去了支撑的力量。